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
【内容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伴随着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大厦倾倒的态势，但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在极度的失序的状态。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一方面提出“克己复礼”主张，要求重视制度（“礼”）建设，以制度（“礼”）来凝聚人心，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提出以“仁义”作为制定制度（“礼”）的文化基础，力求设计出让社会各利益群体普遍满意的制度安排，为此就要求以“中庸之道”作为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政、义利观
一、孔子生平及其时代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按春秋时的习惯，人们对所尊重的人称之为“夫子”或“子”，因此，从孔子在世时开始，历代相沿，人们尊称他为“孔子”或“孔夫子”。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公室贵族。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在贵族内部倾轧中被害。后代迁往鲁国，失去贵族地位，以孔为氏。孔子之父名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宰。“丘生而叔梁纥死”①。孔子自幼随母亲过着孤苦贫贱的生活，担任过“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牲畜的小吏）等职务。春秋后期，贵族对文化事业的官方垄断局面已崩坏无余，学术流人民间，这使孔子有可能随众多的士人学到广博的知识。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②，“学而不厌”⑧，“发愤忘食”①，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②，因而在青年时代就有精深的学识。他的学生说他“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③，都说明他知识领域广阔而且博采众长，学无常师。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到齐国，为齐国贵族高昭子家臣，不满两年，又回鲁国继续办学，并整理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典籍，声名更著，被誉为“圣人”，门徒大增，鲁国以外的许多诸侯国也都有人前来拜师受业。公元前502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即鲁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一年后，又任命他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与闻国政”，进入了鲁国上层贵族的行列。但为时不久，即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辞职离鲁，率领门徒们去周游列国，寻求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14年间，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均无所遇，公元前484年返回鲁国。回国之后，被尊为“国老”。国家遇有重要政事，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未再让他担任官职。他晚年主要从事教育及整理古文献工作，公元前479年病逝。
孔子生前已成为闻名列国的大学者，门徒多至3 000余人。他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术教学生，并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学科对学生因材施教，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继承人。他不但学识广博，而且他的各方面的学术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形成为一个“一以贯之”④的思想体系。他删《诗》、《书》，订礼、乐，以鲁国的国史为基础编成《春秋》一书，全面整理和总结了他以前的典籍、文献，创立起先秦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术流派——儒家，揭开了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帷幕。在先秦的各学派中，儒家各支派固然是同宗孔子，墨、道、法、阴阳等学派的创立，也多受过儒学的很大影响，或者是从儒学中分化出去的。汉代以后，儒学更逐渐被尊为思想界的正统，而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声名昭著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孔子的思想主要保留在《论语》一书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它是研究孔子生活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关于《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498章，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东汉郑玄。
二、“天道观”
孔子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其中对大自然运动规律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即天道观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在神学政治框架内加入了人性、道德等内容。这主要是因为西周作为一个小部落竟然短时间内推翻了强大的商王朝，这引起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思考。他们认为商王朝虽祭祀天帝非常殷勤、周到，但由于不讲德行，对百姓滥施刑罚，终于引起了上天的恼怒，最终遭到天帝的抛弃。西周虽然是一个小部落，但讲德行，对百姓施仁义，最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上天将领导天下的使命交付于它。由于这个原因，西周的天道观在继承商王朝的基础上，加进了“尚德”的内容。他们认为，商王因失德而失天命，周王修德而受天命，可见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天命靡常”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和商王朝的天帝相比，西周的“天帝”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以人道融入于天道，从而神被人格化。它一方面相信天帝是世界一切事物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的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致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在这里，人的命运的主体，便从上天回归到人类自身，由此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人定胜天的结论。虽然在周初的天道观中还没有明确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它确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定胜天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周人的天道观已完全抛弃了神学决定论，而具备了彻底的道德决定论的形态。应该说，在周人的天道观中，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周人是十分敬天崇命的，他们所反复论证的只是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而不是怀疑或否定天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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