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你想知道人们如何说谎，为何说谎，说谎时有何表现么？你想知道如何识破这些谎言，识破的可能性与利弊如何，如何创造和增进识破的机会么？那么请从人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开始，请从保罗?埃克曼这本一版再版，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教材的研究之作开始。对于必须娴熟人际互动，了解嫌疑人性格特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与警察而言，这是一本强化职能的教材；对于需要洞悉人心，长于沟通的心理医师、社会工作者与咨询专家而言，这是一本很好的人际互动宝典：对于极欲防止被骗的市井百姓而言，这更是一本可以使我们减少上当机会，防范诈术的实用指南。

　　第一章　导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五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
　　15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玛丽，四十二岁，家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她当时是否自愿？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两个美国的友邦国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确知，只要是说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议时，她说：
　　施骗方与受骗方都在赌，使得错误持续地发展下去，双方都抱有幻想，以为对方不会违反协议。希特勒操弄英国害怕军备竞赛的心理，成功达成一项海军协议，已经使英国（在未与法、意等国磋商的情况下）默认了《凡尔赛和约》的改写；当新的协议又受到破坏时．这种害怕军备竞赛的态度，使英国再度乡愿地不去面对违反协议。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对妻子不忠的行为，即使心里有数，却不予拆穿，为的只是避免一旦摊牌，事情就失去转圜的余地，只要什么都不说，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只是自己错怪她，她根本就没有外遇。
　　并非每个受骗者都因为一厢情愿，有时对谎言的线索视若无睹或予以纵容，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有的人抓谎，只是为了抓谎而抓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唯一可能的损失就是被骗，跟承办贷款的银行职员一样，对他们来说，揭穿骗局与厘清事实都只是善尽职责而已。误信谎言或予以拆穿，被骗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过所得与所失往往是不相称的。玛丽的医生相信她的谎言，所冒的风险并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医生可能因此而得到某种声誉；万一她并未真正好转，医生的损失也不大。与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风险，因为他并没有对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断作出公开保证，毕竟一旦发现患者说谎，该判断就会被证明是错的。那样的话，他受到欺骗时的损失将远大于患者诚实时他所得到的收获。而对于张伯伦来说，1938年的一切显然都太迟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实，如果除了战争，无法阻止他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政治生涯将就此告终，而他自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也将就此爆发。
　　除了张伯伦的一厢情愿之外，希特勒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不需要掩饰任何强烈的情绪。大多数谎言之所以穿帮是因为压抑的情绪泄了密，和谎言有关的情绪越强烈，情绪的类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某种形式的行为线索。希特勒毫无罪恶感，罪恶感这种情绪使谎言倍加脆弱，不仅它本身能泄露形迹，而且会使人因内心不安而犯错，以致被人识破。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曾让德国饱受战败的耻辱，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他当然一点罪恶感都没有。与玛丽不同，希特勒既没有与对方共享重大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尊敬或
　　钦佩对方的感情负担。玛丽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一则是她想要自杀的绝望与焦虑，二则是对医生说谎，她有一万个理由产生罪恶感，因为她喜欢并尊敬他们，深知他们只是要帮助她而已。
　　正因为如此，面对有自杀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想要找出说谎的行为线索，远较面对外交人员或双面间谍来得容易。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罪犯或谍报人员的谎言都无懈可击，有时候犯错在所难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们可以评估出，发现说谎线索或者因没发现而被误导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对于那些想要识破政治谎言或犯罪谎言的人，我的忠告是：关键不在于是否忽略了行为线索，而在于保持高度的警惕，知晓风险并抓住机会。
　　虽然关于说谎的行为线索已有一些证据，但仍不十分成熟。针对说谎方式、说谎原因以及谎言的瑕疵，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据相关的谎言实验，以及史实或小说所进行的，但是这些理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批评意见来检验。现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终确定就付梓成书，实在是因为抓谎者不能再等了，为失误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抓出说谎者的非口语线索已经刻不容缓。“专家”不熟悉采证与诘问技巧，就仓促披挂上阵参加陪审团和求职面试，其间的风险不问可知。有些使用测谎仪的警察与专业测谎人员，虽然学过说谎的非口语线索，但据我所见，他们所用的训练教材有半数信息都不正确。海关官员都要上一门课，讲授如何辨识走私的非口语线索，据称就是拿我的研究作为教材，虽然我一再要求过目，所得到的回答却一成不变，每次都是“我们会马上回复您”。至于谍报人员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秘密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国防部之邀，讲解抓谎的机会与风险，知道他们对于此类问题甚感兴趣，但自那次以后，虽然风闻有关工作已进行，我也曾致函相关人员，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无可奉告。我所担心的是，“专家”闭门造车，而学界则吹毛求疵，本书应可为他们厘清抓谎的机会与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针对重大谎言，我深信，检视说谎或说实话的方式与时机，将有助于理解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与谎言无涉的机会极少，生活中总是难免会说谎，譬如父母亲跟孩子谈到性，认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谎言打发。反过来说，由于父母的排斥，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性方面的冒险，也总是能瞒就瞒。此外，在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师生、医患、夫妻、律师与委托人、业务员与客户等关系中，谎言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谎言之于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几乎涉及人类的一切事务，所以多予理解实属必要。这种论调或许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凡是说谎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不敢苟同。要求人们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得说谎，未免简单粗暴；要求对于任何谎言都应予以拆穿，也未免会欺人太甚。专栏咨询家兰德斯（Anne LaJlders）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尽管谎言也伤人，但并非全都如此，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某些社会关系，全因彼此保守秘密而得以相安无事。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某些谎言是无害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或第三方造成羞辱。但这一切都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并且事前需要讨论很多其他问题。下一章我们将从谎言的定义开始，讨论谎言的两种基本形式和说谎线索的两种类型。

第三版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谎言、破绽与说谎线索
第三章  谎言何以穿帮
第四章  言辞、声音、身体行为与谎言
第五章  说谎的表情线索
第六章  陷阱与预防措施
第七章  测谎仪
第八章  估谎
第九章  20世纪90年代的抓谎
第十章  公共领域的谎言
第十一章  新进展与新想法
结语
附录
校者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