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生于宝山县罗店镇，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攻读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光华、复旦等大学任教。1934年至1952年间任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间，作者不揣固陋，于优生及与优生相涉之事物，续有论列。兹因第一辑再版之便，就较长在六干言以上之各稿汇为第二辑，名之日《人文史观》，同时将第一辑易名为《优生概论》，俱所以示议论之重心所寄，非谓全书将专论优生或人文史观也。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之一部分稿件，则汇为第三辑，日《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三辑现皆归商务印书馆出版。<br>    第二辑存稿凡十一篇。《文化的生物学观》、《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奇尼教授之民族自然兴替观》三篇与总题关系最切。  《平等驳议》重申“物不齐”之常识，允为人文史观一部分之基础，故亦列入前数篇中。余各篇中，直接论优生者三，论家庭、婚姻、与妇女问题者二，论中华民族隆替之情势与因缘者亦二。《说“才丁两旺”》一篇，以一极寻常之民间信仰为出发点，而推论人口问题之两大方面，至今七八年，犹谬蒙友朋过当之奖饰，思之汗愧。《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一篇则曾在平社中宣读。各篇自成单位，初不相谋，今为酌定次序，使部段稍有联络，首尾亦相呼应，读者当可不病其错落零乱焉。

    文化的生物观<br>    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确把演化的过程看作一条梯子，或是一座塔，或金字塔，可以历级而升，走到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塔尖了。<br>    这座塔一起有五层，下面的级层产生上面的级层，产生的那个手续就叫做演化。越下的级层越基本，地盘越大；越上的级层，依靠以为根据的级层越多，在现象界里所占的部分却越小。这种种是略知社会科学的人的常识，无须多说。<br>    什么叫做“文化的生物学观”？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观察的结果，自然不能不继以解释。所以普通所谓这个观那个观的“观”字，原来兼具“观察”与“解释”两重意义，而解释似乎更加重要。<br>    什么是解释？哲学与玄学的解释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又是一种。科学家的解释说起来很单纯。原来他只会把甲批的现象来做乙批的现象的注脚；注清楚了就算解释清楚了。所谓甲批乙批又逃不出刚才所说那个金字塔的范围，所谓“批”又往往就是塔上的级层。最普通的自然是拿下一级层或数级层的现象来解释在它们上面的一级，例如以理化现象解释有机现象，或以二者共同来解释心理现象。反是，在上级层里的现象也未始不可以拿来解释在下级层里的现象，因为演化的过程既经走遍了这几个级层，而各级层又同时存在，它们中间包括现象自然不免来复的相互的发生影响。例如文化现象也可以引来解释心理现象，心理现象也可以引来解释有机现象。此外同级的现象也有其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彼此也可以引作解释之用。例如理化现象就不能不在同级的现象中自寻解释，因为我们假定它们的级层是最基础的级层了。最近几年来在别的级层里也有“自谋解释”的运动，例如行为主义派的对于心理现象与文化学派的对于文化现象。他们认为这种“自谋”的“不求人”的解释是最科学的。这种见解和毅力我们不能不佩服。但是我们要记得宇宙间的现象原是错综的绵续的，级层原是人类为便于了解起见的一种看法，并不是现象界真有什么划分的领域。要比较圆满的解释一种现象，要比较完全指出它的因缘来，势不能不多方的顾到，不宜局守一隅。<br>    文化现象演化出得最迟，所以它所凭借的因子也最多最复杂，比较最接近的是社会因子，、次为心理的，再次为有机的或生物的，最疏远的是理化的因子了。这种种因子都可以引来解释文化；再加上文化现象自身的解释；这种综合的解释才算比较圆满。完全按照上文金字塔的说法，“文化的……观”至少可以有五种。但目下学问界所流行的实在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文化的地理观或自然环境观，二是文化的生物学观，三是文化的文化学观。余如别的“文化的……观”，例如思想观、种族观、唯物史观等等大都可以归纳在这三个里的一个或一个以上。能够把这三大观法三大解释法统统顾到，结果也就不能不算圆满了。<br>    用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原是片面而不圆满的，然则这一篇讨论又何以单单的讲“生物学的解释”呢？这里有三层不得已的理由。一是现象无涯，因果关系无穷期，一人尽一手一足之烈，决难面面俱到，我们不能不分别的观察或解释。一个人求学问，在今日的情势之下，不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通人事；学问越发达，分工越细到，其实也不过这个原因，就是，能力有限。只要我们求学问的时候，作观察与解释的时候，不把自己的一种学问当作唯一的学问，自己的观察法与解释法当作唯一的观察法与解释法，也不把别种学问、别派解释与观察忘记了、抹杀了、或小看了，我们便算尽了人事。<br>    第二个理由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比较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用社会现象与心理现象来解释文化，固然很方便，因为它们与文化现象最接近，要利用它们的势力来左右文化，也很容易，也是因为彼此接近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这种人力的支配比较要缺少基本性与固定性。例如改变社会组织，提倡教育，自然可以教文化有一度的兴奋，但是要是聪明才智的程度有限，这种兴奋是不会持久的。反过来，理化的现象自然是最基本了，但是它们比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带的奇冷、热带的酷热、日本的地震、中国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绝对没有多大办法的，人类生活只有迁就它们，很难教它们来迁就人类。在一切现象之中，能够比较受人力的转移的，同时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学的现象。也许有一天，人类的知识发达到一种程度，可以教后天获得性遗传，也可以用理化的方法自由的唤出精质的突变，到那时候，不但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自己，要取得多量的基本性，就是理化现象也要比较的变为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了。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不必在“生物学观”上多发议论了。<br>    第三个理由是：文化的种种解释中，生物学的解释比较最不受人注意，尤其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即就近数百年来中国的国势问题而论：中国的积弱，自然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但是国人多方的解释，总是逃不了政治不良、外交失败、生计穷困、教育不普及、帝国主义压迫，几个方面——没有一个不是文化级层以内的。偶有以中国地势、气候、交通不便等等比较地理的现象来解释的，但已属少数。至于根据了生物现象与原则出来说话的，几乎没有。以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严几道先生在他给朋友的书信中偶然提到一二，后来却也没有<br>    嗣响的人。但是即使自因推果而言，一国的积弱，一国文化的衰落，决不是一二原因或一二种原因所可圆满的解释；我们又怎样知道没有很严重的生物原因在后面活动呢？关于这一层，这一篇讨论里谈不到；读者如有好耐性，请就拙作《人类学家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中国评论周报》一卷三期），和下文中的《说“才丁两旺”》，《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以及本书的其它两辑”，加以参考。<br>    生物学家观察文化与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民品良窳，而民品良窳由于生物的原因。这个假定还可以逼进一步说，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这两种说法原是差不多的，。大凡人口一般的品质好，特殊的人才就容易产生，否则便不容易产生。所谓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br>    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殖。<br>    变异现象是生物现象里最基本的，大率一种生物在演化过程里的地位越高，变异的品性就越多，每一种品性的变异性也越大，造成生物学所称的“多形现象”（polymorphism）。多形现象的发达，到了人类而登峰造极。许多带有社会性的昆虫，例如蜜蜂，也是很“多形”的。但是蜜蜂只有蜂后、雄蜂、工蜂三种，并且三种中间，有两种的地位——蜂后与工蜂——是彼此可以交换的。人类便远不止三种，诗人、画家、医生、政客、牧师、建筑师、各种的科学家……说之不尽，试问他们任何两种的地位能不能随便对换。人类的多形现象，不比别的动物，一半自然是文化环境的势力所造成的，这谁都不能否认，但是生物学家也相信诗人、画家、科学家等等，无论你怎样利用教育功夫和训练功夫，决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一定要一个人的变异的倾向中间，有可以做诗人、画家、或科学家的基础因子，再加上文化环境启发的效能，这个人方才可以成为诗人、画家、或科学家。这种基础的因子当然不容易证明，但是这种因子的不容易证明和物理、化学领域内电子和原子的不容易证明差不多。<br>    一个民族的变异品性（variations）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variability），往往因为历史的背景和地理的环境关系，和别的民族不同。品性有多少，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有大小，品性多，各种人才也多，而文化的表现也就多变化，不拘拘于一二方面。例如中国二干余年来的文化和二干余年前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就很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多么的陆离光怪？秦汉以来的文化是多么的一成不变？难道这种相反的局面完全没有生物的背景么？我相信不会没有。<br>    品性多固然可贵，尤贵乎每种品性的变异性大；因为除了人才的种类加多以外，每种人才的才力要加强，而文化每一方面的造诣要更加未可限量。一种品性在一个人口或民族里的变异可以用一条曲线表示出来，如下文第一图，大率中等的人最多，越趋中下中上两个极端人数便越少。这种曲线的曲法，自然又要看一种品性在一个民族中分布的特殊情形。要是中庸的少，而趋极端的多，则曲线的中段要扁平，而两端所被的地面要广大，否则反是。假设有两个民族于此，讲起他们智力——就是聪明的程度——的分布来，一个是中庸的少，极端的多，一个恰好相反，如第二图。算起平均来，这两个民族也许没有分别，但是双方在文化的造诣上也许有惊人的差异！为什么？生物学者的答复是：文化原是人才所产生的，人才在统计的分布上占的总是中上的地位，中庸的人和中下的人是没有多大贡献的。如今乙民族的中上的人就要比甲民族的为多，文化的成就自然更要可观了。不但如此，中上的那个极端伸出得愈远，杰出的人才便愈多，而文化的发扬光大越是了不起。这种极端的人才自然不会多，但是一个民族只要能产生指头上数得清的几个，他的文化也就可以压倒其它民族了。近代的西洋文化其实就靠几个这种极端的台柱子，例如里奥那陀、筏克拿、莎士比亚、奈端、达尔文、赫胥黎、爱因斯坦。生物学者不相信这种人可以完全用文化的力量栽培出来。<br>    据一部分生物学者的观察，上面第二图所示的两条曲线也可以代表男女两性的分别，就是，男性的变异性大，女性的小。这个看法要是可以成立，就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女子对于文化直接的贡献向来没有男子的一般大。<br>    到此也许有人要说：第二图所示的变异性的大小也许是完全由于环境激发出来的。这话不错，但是未尽然。生物界的变异固然有两种，一是遗传的，一是环境激发的。上面第二图里的两条曲线所代表的生物倘若是一种纯系动物的两派，那末，变异性大小的不同，的确是完全环境所唤起的了。但是不论任何民族是不知多少纯系所错综结合而成的一个“庶众”或“人口”；两个“庶众”间的变异性的大小却不能完全用环境势力来解释。<br>    第二图里两条曲线的中庸点是共同的：这也许是引起上面有人误会的一个原因，因为一个纯系的两派，不论生长在怎样不同的环境里，他们的中庸点总是一致的。但是就民族间的差别说来，第二图所示实在是很理想的；至于实际的情形，并且可以说是很普遍的情形，则如第三图所示。上面关于第二图的种种推论自然也可以用到这个图上，并且要更加有力，因为这个图里所示变异性的大小比较不容易拿环境势力来解释开。<br>    上面关于两个民族比较的话，不论依据第二图或第三图，也可以适用到一个民族的前后两个时代上，根据第三图的说法也自然比较要实在。我相信若是可以把春秋时代中国人智力的分布和秦汉以后的比较起来，也可以得到像第三图中所示的两条曲线。<br>    关于遗传这一点，我们不预备多说。遗传的几条原则，什么韦思曼的精质绵续与精质比较独立说、孟特尔的三律、跟了韦氏的理论而发生的新达尔文主义或后天习得性不遗传说、杜勿黎的突变说、约杭生与摩尔更的“基因”遗传说——是大多数生物学家已认为有效，而且在生物学教本中已经数见不鲜的。人类既然是生物之一，他当然逃不了这许多原则的支配。比较不适用的也许是杜勿黎氏的突变一说，因为突变的发生似乎与一个种族的寿命有关，一个种族在青年精壮气旺的时候突变多，过此就少。人类也许已经过了这血气方刚的时期，<br>    不会产生许多突变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敢断定。有人说，伟大的天才是一种突变，但安知他不是变异性趋极端的一个表示呢？但无论突变或变异性趋极端，要都不能无遗传的根据，也都有继续往下遗传的可能。不论天才或普通一些的人才，都不能没有遗传的张本，这是全部生物学家所公认的，至于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大多数也承认这一点。<br>    看了刚才说的几句话，可知生物学者讲起人类的遗传，不但顾到形态与生理方面，连智力、性情、脾气也都牵入范围。这是他们直认不讳、居之不疑的。他们的理由是：形态与结构是“体”，生理、智力、性情是“体”之“用”，“体”的变异既可以遗传，“用”的变异自然同样的可以遗传，所不同的，体既在前，用既在后，前者的遗传比较直接，不容易受环境势力的转移，后者比较间接，比较似乎容易被环境所左右罢了。<br>    近五六十年来西洋文化里有种种活动，就拿这一点“体用”共同遗传的假定做根据，而寻到它们所以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例如：<br>    英美两国的优生运动；<br>    德、奥、捷、瑞典、挪威、瑞士的种族卫生运动；<br>    才能心理学派与智力测验运动；<br>    天才及各种特殊才能的研究；<br>    德美英诸国的天才儿童教育；<br>    低能教育；<br>    生育限制运动的一部分；<br>    移民与移民禁止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澳洲、新西兰）<br>    工业管理用人新法；<br>    医学界对于体气之重新注意；<br>    一部分的弭兵运动；<br>    罪犯的待遇（局部）；<br>    新史学运动中的“文量学派”；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的新评价。

    文化的生物学观（一九三O）<br>    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一九三一）<br>    意国奇尼教授之民族自然兴替观（一九三一）<br>    平等驳议（一九二八）<br>    说“才丁两旺”（一九二九）<br>    优生与文化（一九二九）<br>    优生婚姻与法律（一九三一）<br>    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一九三O）<br>    妇女解放新论（一九三一）<br>    民族元气篇（一九三一）<br>    一　论元气的一般斫丧<br>    二　鲍蒂思教授的华人智力观<br>    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一九三O）<br>    附录： “东省汉族殖民品质之研究”征求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