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1936年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4年受命创建人大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1986年和1993年分别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硕士点和博士点，1998年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1987.9-1997.5）。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评审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长，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主编，全国各高校、社会科学院著名社会学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按学科和研究领域划分为29个专题，由本学科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执笔，详细记述了1978-2008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情况、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是全面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学重建至今的一部权威性学术工具书和社会学发展的史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书在手，不仅可以掌握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情况，也可以全面把握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部难得的了解中国社会30年变革历史的权威性著作。

　　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绵亘不断的主题之一，社会分层研究的焦点是关于社会的平等与不平等、公平与不公平、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一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体现出1949年革命的重要影响，解放以前的那样一种阶级结构被打碎，从所有权上看，人们的经济地位差异不大，这样，财产分层的地位大大下降，社会上分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几个大的阶层；另一方面，在经济分层地位下降的同时，另一种，以身份分层为主要标准的分层体系又开始形成。具体说，它体现为城乡分野的户籍分层现象突出，城市里面身份制突出，工人与干部身份分层明显，以及形成了一整套干部级别制度，和形成了与单位制密切结合的身份差异体系。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分层结构。
　　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样一套以身份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体系，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主义是大体吻合的，不同地区、不同体系、不同单位很少流动，就业和职务的终身制突出，这就造成了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这种体制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与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抵触的。
　　197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等。
　　在上述重大政策变迁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群体分层结构与制度变迁两个方面看。从群体分层结构看，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农民队伍的变化、工人队伍的发展和新的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出现等。从制度变迁看，比较大的变化有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变迁，单位制的变迁，社会分层评价体系的变化，等等。下面具体阐述这些变化。
　　(一)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新职业体系的形成
　　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最大的职业变化就是农业劳动队伍的缩小和工业劳动队伍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问，中国的工业化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民的职业分化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农民占中国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始终在80％上下浮动。
　　1979年以后，人民公社的集中生产的体制被改革为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或者说，农民成为“自由人”。从此，农民才有可能从事符合个体意愿的劳动，这样，在农村实现职业分化才有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但是，一旦放开了农民，就很难控制住了，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在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中国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开始纷纷脱离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多种职业。农民离开土地总是与当地乡镇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农民离开土地后，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到乡镇企业就职。据统计，到2004年，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为4．8724亿人。其中，有1．3866亿人，即占28．45％的人在乡镇企业中劳动。他们投身于各种工业生产，人们称此种农民为“农民工”；此外还有大约1亿农民流动到城市里去打工，这部分人俗称“城市农民工”，但对这部分人口迄今始终得不到一个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
　　当然，也有不少农民独当一面，干起了个体经济。据统计，2004年，这部分农民有2066万人，占农民劳动者总数的4．24％。1979年后，允许农民个人承包企业。农村中的一些所谓能人承包了村社的企业，也有人自筹资金，办起了企业。经过十余年的演变，目前，这批人有的成了乡镇企业领导者、管理者，有不少成了私营企业主，2004年在这些农村私营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有2024万人。
　　除此之外，农村中还有一些乡村教师、医生等，他们的总数大约占农村劳动者总数的1％。
　　迄今为止，没有脱离开土地的农民仍占相当的比例，仍以2004年的数据计算，这部分人约占目前农民总数的41．6％，人数为2．028亿，全国持农村户口的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64．09％。这样，将上述两个百分比合计起来计算，全国真正常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完全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26．66％。当然，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农民是“候鸟型”的，农忙时他们会暂时离开工业岗位回家帮忙。但是，这比起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观了。
　　(二)体力劳动工人队伍的变化
　　目前，中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操作型工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种是农村中的工人；第三种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中国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并不很大。1979年，全国城市工人人数为7075万，到1991年达到906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万人。以中国这样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基数来看，这种增长并不很快。此后，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反而逐年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里直接的工业生产劳动、操作型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农村来的农民工承担了；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原来的国有、集体大工业、企业出现了急剧转型的局面，很多的操作型工人从工业企业中转移出来，也有不少下岗、离岗、买断、内退的人员。所以，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持城市居民户口的直接生产操作工人人数下降到了只有4612万。

总论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
第一编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三章  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四章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第五章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第六章  社会学方法研究
第二编  分支社会学
第七章  社区研究
第八章  农村社会学
第九章   城市社会学
第十章   经济社会学
第十一章  劳动社会学
第十二章  组织社会学
第十三章  法律社会学
第十四章  科学社会学
第十五章  教育社会学
第十六章  社会分层研究
第十七章  发展社会学
第十八章  环境社会学
第十九章  女性、性别社会学
第二十章  性社会学
第二十一章  家庭社会学
第二十二章  老年社会学
第二十三章  民族社会学
第二十四章  社会心理学
第二十五章  社会政策研究
第二十六章  社会工作研究
第三编  社会学的其他二级学科
第二十七章  人口学
第二十八章  人类学
第二十九章  民俗学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