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阅平台

内容介绍

《东亚人文（第1辑）》，分为“历史与思想”、“语言的空间与时间”和“文学交叉点”三个专题，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大陆、印度、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如木山英雄、约翰·道尔、汪晖等），所涉及的领域不仅非常广泛，也为各自所长。 《东亚人文》定位为学术思想集刊，因此，所编选的每一篇文章，大抵都是从某一具体的角度切入，展开缜密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又由于相当多的入选学者对历史中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长期思考．因此，本辑中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探索，而且对读者理解东亚各国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和相互关系，打破多年来的陈旧研究框架，在新的现实关系中重新建构具有独特的东亚和中国视角的东亚研究和国际、地区关系，都会有启发。

展开

精彩书摘

对这些我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就在那时候我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我渐渐发现，东京的言论宣传机关以及报纸、杂志、广播中的言论渐渐变得异常。我仔细观察它们的变化，不能认同其言论，就采取了坚决反战的立场，在日本国内反对军人介入政治。 日本成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得到了国民的支持。所以，战后一味地说军队不好是不对的。军队是不好，但是，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战争就无法进行。这是我的观点。在日本国内，采取我这种反对立场的人非常少，所以我在日本社会是孤立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大学生，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非常孤立。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这样愚蠢的战争何以得以发动？尤其愚蠢的珍珠港空袭何以得以实行？愚蠢的战争何以持续了15年、一直持续到“无条件投降”为止？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使这一切变为可能？我不明白。我努力去思考。因为这是与日本的未来相关联的问题，也是与我个人相关联的问题。 战后，我带着上述问题去了欧洲。在法国一个月，在英国的时间比较长，在德国是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是置身于几种不同语言的国度。这种移动的生活多少有些计划性。我是日本人，在欧洲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在同一个欧洲看到了法国没有而英国有的东西，看到了英国没有而德国有的东西。这些，不到欧洲去就看不到，就不能明白。仅仅把一个法国看成整个欧洲是不行的。 日本没有而法国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知性的洗练与感觉的洗练相重合的东西。这种感觉的东西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在亚洲，这方面较好的例子可以举出中国的宋代。唐宋文化是有些不同的。在各位面前论唐宋之长短，有班门弄斧之嫌。（笑）我觉得宋代和唐代比较，宋代的抒情诗更切近日常生活，书写生活细节的作品非常之多。而唐代则很少。这是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感觉。感觉也可以像知性的生活那样被洗练。宋代对这种感觉的感知方式被高度洗练了。比如宋代的瓷器。宋代瓷器的色彩很特别，当然质感也很重要，它的表面上色并非使用特别鲜亮的颜色，而是使用中间色，造成细腻微妙的视觉感受。不能说日本没有这种感觉。京都有一些木造建筑物，木的质感、墙壁的颜色也配搭得非常微妙，但那是纯粹的感觉上的东西。如果问它们在知性上如何解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是一种纯粹的感觉上的快意。宋代的瓷器之美大概也达到了独特的高度，无与伦比。在知性与感觉的完美结合方面，还是要说法国。而且，这种结合融于其文化整体之中。这种东西在战后日本是没有的。 在英国看到而在法国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英国人面对政治问题，其思考方法是从A与B两种政策或者制度中选择一个更好的。他们只在两者之间发问，然后去回答。即在两者之间选一个好的，而不是在更大的背景下选择哪一个最好、至善。他们不这样发问，也把握不了对这样发问的答案。如果我不曾去英国，是了解不到这种纯粹的形式的。 德国是个战败国。德国这个国家有些文学性。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德国人，是乐团的指挥。他接受邀请去纽约演出，但因为在二战中杀过犹太人，遭到当地犹太人的反对，最终没能进入美国。但是，他成功地去了巴黎，并把柏林的演奏团带去了。他演奏的时候我去听，觉得那种音乐是法国没有的。演奏《爱之诗》达到最后的高潮时，我感觉乐团与指挥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瓦格纳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那种浪漫的音乐中，创造出了完全的陶醉感。在这种陶醉状态中理性是沉默的，这种陶醉使人的全身处于麻醉状态。这种陶醉状态在英语中叫做ecstasy，是法国所没有的。法国更具有知性，在知性的同时注重感觉。 通过上述观察，不同国家各自的独特之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仅仅“知道了”是不够的。我结合自己的这些域外观察，对日本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近代日本不具备与上述国家相同形式的、纯粹的个性特点。比如在艺术上没有瓦格纳式的德国浪漫主义。但是，日本文化中融入了多种其它文化的因素。面向将来，我觉得日本是可以期待的。我把自己的理论写成论文，这就是《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即“杂种文化论”。 至少是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的形成基本上没有受到其它文化影响，因此比较纯粹。而日本文化之中却融有多种文化因素。这就是“杂种”之意。杂种文化产生不了英法那种单纯的文化个性，但是在“杂种”中或许能够产生更有趣的东西。 我的“日本杂种文化论”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和激烈的批判。批判者指责我没有交代清楚时代。今天在这里，我要廓清时代。日本从久远的时代起就是这样，特别是如果拿明治以后的日本与近代欧洲相比较。日本是“杂种文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法国文学家认为，法语形成于十六世纪。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最少到二十世纪前半期，这种法语滋养了法国文学。日本则不同。日本近代文学受到了多种影响，例如有莎士比亚的影响。俄罗斯的影响更大，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曾进入日本。当然，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早已对日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就是说，日本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混合而成的。对我持批判意见的人认为，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同样是在多种优秀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存在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文化，英法德诸国也是如此。可是我也要举个例子，比如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为止的英国文学，那种文学性英语就没有受到日语、汉语和法语等的影响，所以比较纯粹。 日本近代所受的影响比较杂，日本文化就是在“杂”中建构起来的。“杂”对于创新并非不利。在古代，法国文学是依靠吸收多种文化因素而得到发展，英国文学也是这样。不用说，德国文学也如此。 编后记：讲座与杂志的缘起 2004年2月19日晚上，清华大学荷塘西侧，近春园宾馆里。从餐厅出来，送走来访的友人，王中忱、刘晓峰和我三人坐到了大厅一角的小茶桌前。每人一杯茶，开始商讨一个学术规划。三人均为留日归国者，都在进行中日文化研究，有心对共有的学术领域有所促进，于是决定发起一项连续性、以定期研究会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活动。这项活动最终定名为“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现在，在讲座已经进行三年多、获得了超乎预想的成果之后，回首看去，那晚的三人会议好像有点“历史性”。 三人会议三个多月之后的6月12日，周六，下午，讲座在清华大学文北楼中文系会议室开讲。刘晓峰打头炮，讲演题目是《中国／冲绳／日本》。那个济济一堂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只能容纳30人左右的会议室坐了54人，以至于开门、关门的时候坐在门后的听众必须站起来搬动椅子。从那以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每月一次（寒假的二月和暑假的八月除外）的例行讲座和不定期的特别讲座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四十回。北京相关研究领域的朋友们积极参与，同心协力不遗余力，贡献知识贡献智慧。许金龙、赵京华、靳大成、程凯、王志松、王成、秦刚、叶彤、金丹实、李二民、黄湘……完整地列出他们的名字有些困难。另有林少阳、陈力卫诸位在日本的呼应，林春城、金泰万诸位在韩国的配合。讲演者的阵容十分壮观。就国别而言有中（包括港台）、日、韩、印、蒙，就年龄而言有学界新秀、有学界中坚、有日本文化巨匠加藤周一，还有注重理论问题的政治家和官员。再加上《读书》、《书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的积极参与，讲座俨然成为北京学术界的一道风景。 ……

展开

写在前面的话1 我的人生，我的文学 [日]加藤周一1 亚洲想象的政治汪晖12 明后期倭寇侵掠对江南文化及土人之影响探析黄振萍64 战争和死亡：佛教徒为何将战死者作为英雄来纪念？ [印]B．坦卡90 遗产·幻影·希望 [美）约翰·道尔102 重审存在与道德 [日]中岛隆博122 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 [日]村田雄二郎135 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中文翻译与新词传播陈力卫166 从章太炎的“音”至歌谣征集运动的“音” 林少阳 190 一个旅行的文本：《昆虫记》、日本无政府主义与上海新感觉派彭小妍224 福尔摩斯在台湾吕淳钰262 归化翻译的界限 [美]韩嵩文283 中国的优生思想与翻译（日]坂元弘子303 九十年代中国“语言转向”和全球化陈建华323 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 [日]木山英雄346 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革命文学” 王志松361 禅宗与川端康成文学的艺术美周阅 387 中国宝卷新论车锡伦400 编后记：讲座与杂志的缘起438 稿约44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