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余，1945年9月出生，浙江镇海人。资深出版人，文学评论家。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兼《书城》杂志总编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副总编辑。现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名人协会常务理事。
    治学三十余年，注重感性审美经验与形而上思考的结合，探究中国小说叙事与中国文化图式的思维同构规律，言说自成一家，开拓了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的新路径，为汉语学界认同。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小说形象新论》、《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文学，现代人的思考》，学术随笔《守望理性》、《边缘阅读》等。生平及事迹先后列入《中国新文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辞典》(韩文版)、《世界名人录》(香港版)，1999年获“世界文化名人奖”(香港)，2006年获上海出版人奖。

    《再望理性》收文四十余篇，辑为“三联评论”、“文学笔记”、“出版偶识”。首辑是笔者时任《书城》杂志主编时撰写的专栏文章，权作“三联评论”学术随笔的小结；二辑诸篇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及思潮的评析，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比较；三辑则是议论中国图书出版，探讨改革。

    演绎红色经典
    改编红色经典，曾是影视界的亮点，其理由很简单，红色经典在大众读者中有较高的认同度。改编者的审荑取向和叙事视角不同，其社会效应也自然有别了。电视剧《南行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承了红色经典的文学精神，尊重崇高，忠实再现了经典之审美价值而赢得了美誉。当然，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戏说”之风。取悦市民编造爱情戏，刻意塑造畸形性格；追求票房价值，消解崇高，肢解经典，结果滑入了庸俗化的困境，惹下了麻烦。沙家浜阿庆嫂茶馆斗智，改成了半老徐娘“玩爱情”（戏曲反串小说）；传奇英雄杨子荣被戏说演成了浑身江湖气的道地“溜子”。红色形象被抹上灰色油彩，也惹上了官司。法律评判替代了审美批评，这恐怕是改编者们始料不及的。
    红色经典的改编，并非始于21世纪，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青春之歌》、《红日》、《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先后由文学的经典改编为电影的经典。上世纪末，经典电影的重拍再次演绎了红色经典的风采。红色经典的创作、出版、阅读、批评推介、改编传播，构成了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的价值链。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导引和审美取向影响着作家、改编者、读者、批评家们对红色经典的解读和演绎。60年代的经典守护者崇尚的是审美理想主义，当下戏说经典的“时尚”新潮迎合的是文化消费主义，道不同难以相谋，前阵子京、沪两地资深学者愤而指责“戏说”也是情理中事了。
    红色经典的改编风波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怎样理解和演绎红色经典？自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诞生起，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学界、教育界争论的敏感课题。演绎的批评效应不仅波及文学的创作、改编，也涉及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数十年来，风风雨雨，争论不休。余岱宗的博士论文《被规训的激情》这一命题，系统地表述了他读红色经典长达十年之久的心得和思考。
    红色经典的创作繁荣期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文本。塑造革命者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书写革命人生的悲壮历程，反映革命斗争生活与社会主义新生活是其重要的题材和主题。红色经典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审美象征和文化载体，熔铸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实现了革命文学的审美教化作用；同时也建构了红色文本的文学叙事机制。它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的积累与社会效应已成为几代受众的文化记忆，并且也在重读和改编的演绎中不断释放红色经典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力。《被规训的激情》一书就是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为个案，着力探究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红色经典文本创作的内在关系。作者选择的言说路径是，着意小说文本的内部解构，从感性的叙述层面分析红色经典的内在叙述机制，认识红色文学采取何种方式去建构其革命的激情，论证经典的审美表达如何适应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该著有别于社会、政治、文学之外部关系的传统论说，为重读和演绎红色经典拓宽了一个新的视域，这是值得赞许的。
    作者的基本立论是，红色经典的感性叙述是在革命意识全方位的规训下展开书写的。所谓“全方位”，是指叙事的主题指归、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及叙事情感等诸多层面。所谓“规训”，在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操作性表现为“叙事修辞”。通俗地说，也就是规范感性的叙事系统，对文本中局部有悖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叙事倾向和情感具象进行修改和调整。借用作者的术语，即是通过修辞的书写方式将故事情节、艺术细节、情感具象“编人革命意识形态的编码”。作者将叙事修辞的书写规范简约为：主题指归的纯正性、人物形象的神性、叙事机制的传奇性、革命激情的超越性。作者的论述是否合乎理性，可略作一番考量。
    确实如此，红色经典的文学主题有着鲜明的指向性，与革命的主旋律保持一致。革命性、阶级性的主题话语凸现并规范了红色经典的叙事逻辑。为此，作者将红色经典在主题层面上的书写方法，定位于“保持其意识形态的‘纯正性’”。《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是以暴力手段建立政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斗争叙事；《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以塑造人的心灵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表达主题指归的书写均是以革命者（包括成长中新人）为主人公，以革命活动为主要叙述对象。作者要提请关注的，则是红色经典文本的感性叙事与意识形态指向有着审美错位和悖论性存在，这便需要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叙事修辞的校正。诸如，《红旗谱》的主题是农民自发的阶级斗争在党的引导下走上自觉的革命道路。但主人公朱老忠的故事是以家庭仇恨为叙事的兴奋点的。朱老忠的言行和生活经历，较多流露了江湖义气和家族伦理的价值观。故事叙述的意识形态特征与文本主题叙述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错位和悖论。为此，红色经典文本需要运用叙事修辞，对故事的叙述结构进行规范，以强化朱老忠作为“阶级人”，而不是“家族人”的主题指归进行叙事书写。梁斌自己也承认，叙事的规范使其“完成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要求”。作为中国集体化运动的文学经典《创业史》，也是一个值得演绎的个案。柳青在感性层面的主题表达是通过梁生宝组织蛤蟆滩的贫苦农民艰苦创业来叙述农民自我改造的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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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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