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抽签文化另类观察
观察1 抽签——天人之间的对话
西方有牧师，中国有僧道。就社会功能而言，所有神职人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扮演的是神人之间联络人与链接者的角色。只不过，牧师联络的是上帝，而和尚、道士则链接的是诸神。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过去由神职人员所扮演的某些角色如劝善惩恶、安慰人心等，其实并未完全消失，只不过部分地改由其他社会成员如心理医生或生活顾问来承担罢了。
三百多年前，明人冯梦龙搜集整理了一部民歌总集《挂枝儿》，其中有两首描写的是怀春少女因思念情人而去占课抽签。《问课》写的是：“手执著课筒儿深深下拜，战兢兢止不住泪满腮，祝告他姓名儿我就魂飞天外。一问他好不好，二问他来不来，还要问一问终身也，他性情儿改不改。”而《求签》则写道：“对神灵，拈香罢，忙把双膝跪。千祝告，万祝告，保佑我情人早归。大红袍一领还有猪羊祭，求得条上上的签在手，道人与我细细推。果应得灵签也，道人，我也做件皂袍儿相谢你。”
有时候，人们需要倾诉。由于涉及隐私，倾诉对象最好与自己没有世俗的利益关系。所以，一个偷情的妇人可以向牧师忏悔，和盘托出自己的隐情。倾诉后，她的心理压力会减轻很多。同样，一个杀人越货者犯下罪行后，由于心理不安，也可能会到寺庙去烧香拜佛。至于所拜对象，到底是释家的佛祖，还是道教的太上老君，他们并不计较。
可以说，神灵的出现，归根结底，源于满足世人的心理需求。正如《关圣帝君经训·觉世宝经》所言：“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即神，神即心；敬神其实是自我净化心灵的一种途径。敬神即敬心，敬神的目的在于净心，而净心的目的则在于静心。敬心，净心，静心，三者看似相异，实则相通。
在《乡井》这篇作品里，南阳作家周同宾说：“古来，农村的一切东西，皆为私有财产，惟有三种设施为公共所有：土地庙、祠堂水井。土地庙沟通神界，祠堂联系往昔，水井则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是人的灵魂之主。人造了神，而神则安慰了人。一个人有了神，才有主，心才安。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一种有心即有灵魂、有思想、有精神的动物。人们的心理需求是产生神灵世界的社会基础。只要有人存在，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需求，其中当然也包括心灵抚慰的需求；只要有心灵抚慰的需求，就会产生祈祷敬神的社会活动，就会产生心理咨询一类职业（图1）。
在我看来，祈祷实际上是一种自助式的心理咨询服务。如果说“许愿”是一种自我设定目标；那么，“还愿”则是在目标实现后，自我评价良好，从而对神灵进行报答的一种信息反馈。在“许愿——还愿”的心路历程里，由人类心智创造的各种神灵，并非无所作为或可有可无，而是在精神层面起一种见证人与监督人的作用。
一个人热衷于某件事情时，若是有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补充性建议，对于此人决策，多少会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在古代社会，有一些谙熟决策之道的人，例如绍兴师爷一类的幕宾，他们可以起到决策顾问的作用。然而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请得起师爷，都养得起顾问。大多数的老百姓，遇到大事，或问计于乡老，或问计于亲人，实在决计不下，则只好问计于天意。在这种社会态势下，抽签、算命、猜字等形形色色的预测之术与命理文化，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观察2 签占文化的历史渊源
《周易》为六经之首，占卜是甲骨文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华文明从源头起，就与占卜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谈占卜，论文化，其实也是复兴国学的一个侧面。
签占术起源于中古时期的卜卦术。
在上古时期，占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火烧动物龟甲，然后根据龟甲纹象，以预测吉凶，称作“卜”；另一种则是揲折植物蓍草，然后根据手中草策之数为单为双，画出阴爻阳爻，进而根据爻象占卜吉凶，称作“筮”。
龟卜为什么要用龟甲呢？
这是因为龟不仅长寿，而且很有灵性。《初学记》第30卷引《洛书》说：“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吉凶。”殷周时，人们大量用龟来占卜吉凶。龟卜的结果写在龟甲或牛胛骨上，成为“卜辞”，这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震惊中外的甲骨文。
那么，筮占又为什么要用蓍草呢？《太平御览》认为：这是由于蓍草老而成精，“千岁而三百茎，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卜筮的两大体系与社会功能
《初学记》第20卷论“卜”一条说：
凡卜视高扬火，以事作龟，致其墨。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以辨吉凶。又《礼记》日：“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人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决嫌疑，定犹豫也。”故《周易》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叠叠者，莫大乎蓍龟也。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
《初学记》的这段引文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说明了龟卜与筮占属于两种不同的占卜系统。龟卜开启了纹相之学，属于形象思维范畴。汉代以后兴起的星占、风角、相面、相手、相背、相痣、相宅、相墓等等，都是龟卜系统的流行。风水学中的形势派，可以追踪到龟卜文化系统里来。而筮占则开启了数理之学，属于抽象思维范畴。《周易》属于筮占系统，汉代以后兴趣的以《周易》为代表的卜卦文化，应该看作是筮占系统的流行。风水学中的理气派，和筮占文化系统关系更为密切。
第二点，引用《礼记》来界定卜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人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决嫌疑，定犹豫也。”也就是说，卜筮的根本目的，在于诱导人们依照自然法则来安排人事，使人们相信时日，敬畏鬼神，遵守法令，决断嫌疑，排除犹豫，进而达到“定时安”的效果。能把卜筮的目的说得这样明白，这样透彻，看来，古人并不迷信。他们其实是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依照自然的运行规则来决定安排人世间的各种大事。总之一句话，“神道设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依然着眼于规范人世。
其实，平心而论，一个无信仰的人可能比一个有信仰的人更为可怕。一个不怕天谴的人，可能比一个迷信的人，会干出更加疯狂的事情来。因此，《礼记》说：“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人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决嫌疑，定犹豫也”，的确高屋建瓴，很有识见。卜筮文化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决疑定策，而且对于规范人们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转，多少也会有所助益。换言之，卜筮文化不仅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义理派与象数派的决裂
《周易》本来是占卜文化的一种理论结晶。如果我们把象数即卜筮文化比喻为《周易》的理论骨架，那么，义理即周易哲学则好比是填充在这些理论骨架之间的肌肉。无论是剔除骨架，还是削去肌肉，《周易》都不成其为完整的《周易》。如果我们把象数比喻为《周易》的皮，那么，义理则是附在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无毛之皮，则也不再是有生命的活皮了，而是变成革了。
《周易》原本包括义理和象数两部分。义理象数互为表里，本为一体。《周易》即有数理的一面，也有义理的一面。在现实中，义理一派偏重于形而上学的理论研究，而象数一派则偏重于形而下学的实际应用。如果说义理一派偏重于将《周易》提升为民族的主流思想与思维方式，那么象数一派则更侧重于将《周易》的主流思想与思维方式向下层民众推广。如果我们把义理派比喻成为哲学家，那么，象数派则更像是哲学教师。
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得意忘象，得意忘形，结果，将易学带入了象牙塔。
在王弼之后，易学发生分裂，义理派高举精英主义的大旗，使易学走人无土栽培的大棚，失去了卜筮文化的滋养。而象数派则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不接受义理派所培养的良种，任由卜筮文化庸俗化。结果，卜筮文化便走出了一条去周易化的道路。
《周易》原本是贵族文化。早期，只有太史才掌握卜筮神权。在民间，《周易》并不流行。后来，《周易》虽然被作为儒家的经典，开始在读书人中问普及。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与文明演进，《周易》文本的文化背景已越来越模糊，其中的文化名物与人文故事已越来越难以理解。在这种态势下，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丢掉《周易》六十四卦的核心内核，只取卦象作为装饰符号，就成为必要。卜筮文化的这种去周易化的动向表明，《周易》在向下层社会延伸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签占术就是在这种变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占卜亚种。
观察3 敦煌卜卦文献的启示
任中古时期，占卜方式已空前地多样化与知识化。占卜的种类有下卦、风角、杯筊、鸟占、星占、梦占等多种。其中和签占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卜卦。
敦煌卜卦的程式、方法与结构
敦煌写卷伯3868《管公明卜要诀一卷》与伯4778《管公明卜要诀经一卷》，两书内容基本相同。
《管公明卜要诀经一卷》序言说：“算出天门，易出九宫，乘驾六龙，占相决疑，有事自用。算子卅四枚，从上四四除之，尽即成卜。凡为卜者，清静礼拜管公明，专心念卜，又称七佛名字。若卜得一吉，更卜后卦恶，可使。若卜三卦，两卦好，一卦恶，用；如两卦恶，一卦好，不可用。凡卜唯须念七佛名字，管公明为后贤吴仲占吉凶、管万事。凡算子三十四枚，咒日：灵算审定乾坤，乘驾六龙，同游八门，以占吉凶。某乙决疑，横以四除，除尽则卜事，以卦万无一失，有事自卜，不劳问师。”
既然序言强调“占相决疑，有事自用”， “有事自卜，不劳问师。”可见这是一种自卜卦。当然也不排除专业的卜卦先生，用它去给那些不识字的民众百姓占卜吉凶。
从序言看，一千多年前，敦煌卜卦需要遵从一定的程式：首先，要“清静礼拜管公明，专心念卜”；其次，要念佛，“称七佛名字”；再次，要念咒，咒语为：“灵算审定乾坤，乘驾六龙，同游八门，以占吉凶。”而卜卦的方法则是：先将三十四枚算子打乱，然后四四相除；最后，取其尾子用来卜卦。规则为：必须吉多于凶。
归纳起来，敦煌写本《管公明卜要诀》每一卜包括三部分，即卦象、卦辞和结果。
第一部分：卦象，此为代表卜卦的抽象符号。
在《易经》里，八卦符号分别由长横道，“－”（阳爻）和短横道“－－”（阴爻）组合而成。但是在敦煌写本里，除阳爻依然保留长横道的书写形式外，已难看到两短横道的阴爻了。阴爻已由短横道演变为短竖道，如“｜”、“｜｜”、“｜｜｜”、“｜｜｜｜”。其卦象构成也由《易经》的长、短横道相互叠压，变成了三段式：上横、中竖、下横。例如《管公明卜要诀一卷》即有以下卦象、卦辞与断语：
第二部分：“卦辞”，即卜卦要诀。
早在周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多数篇章就采用的是四言体。春秋战国时，卜辞也大多采用四言式的吉语或凶语。例如齐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敬仲，占卜时，得到的就是四言吉语：“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汉代，《焦氏易林》也以四言式为主。受其影响，在敦煌卜卦著作里，卜卦要诀的格式一般也采取的是四言体。其中以四言八句式为多，也有采取四言四句、四言六句、或四言十句式。
第三部分：“断语”，也叫“卦论”。
每个卜卦，都要作出结论——是凶卦还是吉卦。它是对占卜结果所做出的一种定性判断。在敦煌写卷里， “断语”一般分为四个档次：一、大吉；二、吉；三、凶；四、大凶。而伯3398《卜法》则分为两个档次：大吉与大凶。
敦煌写卷中的卦象——聋子的耳朵
在敦煌写本里，占卜符号，不管是吉卦还是凶卦，已失去《易经》中阴阳爻象排列的规律性。不同的占卜人，对符号的排列可能会随心所欲，即使他人对同一符号已经有吉卦或凶卦的结论，也在所不顾。换言之，敦煌民间占卜人所写的卦象，只不过是一种神秘符号而已，它们和卦辞之间已失去联系。同一卦象，在两个不同的占卜人那里，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而在伯3398《卜法》里，同样是以上卦象，其断语却是“此卦大凶”。这说明：敦煌民间卜卦，并不像《易经》那样看重卦象，而是强调卦词的内容；卦象与卦词之间的理论联系已越来越少；在这些民问卜卦书里，卦象已成了聋子的耳朵，充其量只是一种神秘符号罢了；至于爻象，则根本不再考虑。
名人卦
与伯3868《管公明卜要诀一卷》有所不同的是，伯3398《卜法》卷在每卦卦象之后，还用名人姓名与八卦卦名作为每个卜卦的名称。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开启了后世使用名人故事命名卜签的先河。
《卜法》一共包含十六卦，其中八个卦分别是以周公、孔子、屈原、赤松、桀纣、越王、子推、太公的人名作为卦名，另外八个卦则分别以兑、坤、离、乾、巽、坎、震、艮作为卦名。八个名人卦是：
以上八个卜卦的构思特点是，用八个历史名人的生活遭遇是否善终，来确定卜卦是吉是凶。
众所周知，夏桀与商纣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所以，用桀、纣名字命名的卦必为凶卦。
介之推为春秋时人，晋文公流亡时，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后来，晋文公回国，遍赏部属，唯独忘记了介之推。之推未受提名，就和母亲隐居绵山。后来，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做官，放火烧山。结果，之推和其母亲俱被烧死。后人为纪念之推，称绵山为介山，并定每年三月三日为寒食节。由于介之推死得很惨，所以，“子推卦”当然也是凶卦。
屈原（图2）在楚怀王时曾被放逐，顷襄王时又遭谗毁，终于自投汩罗江而死，真可谓“求事难得”、“终无所茂”。所以，“屈原卦”也为凶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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