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至高无上
中庸是至德
《论语》和《中庸》都记载了孔子对于中庸之道的评价：“中庸之为德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也是目前所见到的《论语》中孔子对中庸的唯一论述。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万世的师表、儒家的宗师孔夫子对中庸作出了如此之高、独一无二的评价呢？
儒家对历史的基本态度是厚古薄今，认为最好的时代是上古的尧舜禹时期，以及接下来的夏商西周三代。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尧、舜、禹禅让的时候，他们对“下一届”的殷殷嘱咐，不外乎一个“中”字。朱熹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尧、舜、禹是古代的圣明君主，是天下第一流的大圣人；禅让是将整个天下托付给别人，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情。以天下第一流的大圣人，来做天下第一等的大事情，在授予和接受的历史性时刻，所叮咛告诫的，不过是保持中道，那么天下的道理，还有比中庸更大的吗？
说中庸之道至高无上，至少有这样四层意思：一是中庸之道是儒学中最高的道理，儒家之学可以称作是中庸之学；二是中庸之道是世界所有哲学共同认可的理论，是人类智慧不约而同的一致见解；三是中庸之道是古代各种哲学中，对现代人而言最有意义的理论；四是中庸之道是各种理论中最适合用于指导实践的，把它当作生活准则可以无往而不利。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最精华部分。为什么孔子只有一次直接提到中庸呢？历代的学者都认为，那是因为中庸的道理实在太高，必须把它放到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理解，才能正确的把握，单是就中庸而讲中庸，落实不到实际上，会产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负面效果。其实，通读《论语》，孔子所有的言论都贯穿着中庸的思想。例如，孔子说：“欲速则不达”，想要加快点速度吧，往往反而完不成进度；又比如，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从来没有听孔夫子讲过人性和天道之类的理论，原因就是这些理论距离现实太远，过多地讲这些东西容易让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等等，这些都是中庸思想的表现，体现着中庸的思考方式。
中庸思想既包括极其高远的理想和对世界的根本性理解，这是中庸的哲学部分；也包含极其高明的人生智慧和对当下生活的体悟，这是中庸的实用部分。虽然我们关心的只是它实用的一面，哲学性的思想留给哲学家去研究，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实用性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就区别于一些教人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教人真正读懂人生的大智慧。
全世界的共识
中庸之道是儒家先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也是最能代表中国思想的人生观，但不仅是儒家，也不仅在中国，中庸还得到世界上其他思想派别、其他文明的一致推崇，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佛祖释迦牟尼与孔子大致同时。在孔子提出中庸思想的时候，释迦牟尼也提出了“中道”思想。当时哲学界有一些比较时髦的问题如“世界有始无始”，“有边无边”，“身体与生命是一是二”，“如未死或不死”等等，有人拿这些问题问释迦，大抵皆答以“无记”（无记是佛教术语，中性的意思，或不下断定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我不知道”）。为什么无记呢？因为释迦以为不必研究这些没有益处的问题，应当把精力放到实践上。佛教的精神，也是避免走向极端，主张破除对外物和内心的执着，以获得合适的“中”。例如，大家都知道佛教认为“万法皆空”，其实它也反对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是空，既反对“有执”，又反对“空执”，所以当时佛教又自称为“中道教”。
西方哲学史上的最大宗师之一、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同样主张中庸之道。他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生活必须有节制，因为中庸之道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而人生的幸福，并不来源于物质生活的快乐，而是袪除心灵中的忧虑和致力于知识的获得。这和儒家讲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可见，西方哲学不仅也讲中庸之道，就连达到中庸之道的方式，也和儒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中国的道家、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的《圣经》、乃至印度的古典哲学也都无一例外地反对极端思维，都明示或者暗合“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可见，中庸不是儒家独有的思想，也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识。但是，也必须承认，只有儒家思想才最深刻、最全面地诠释了中庸之道的复杂内涵，也只有儒家思想把中庸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儒家之学就是中庸之学。
中庸有大用
说中庸之道至高无上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庸思想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现代，甚至可以说，更加适用于现代。
在孔子的时代、释迦牟尼的时代、苏格拉底的时代，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仅能够、或者还不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国君和贵族的生活也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奢华。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人们的社会交往圈子也非常之小，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极其有限，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中庸之道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就像先进的武器只有在遇到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才能显示威力，绝顶的高手也只有在棋逢对手的时候才能尽情发挥。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经济空前发达，社会关系也空前复杂，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怎样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怎样保持自己心灵的宁静和心态的平稳。充斥社会的浮躁、空虚和迷茫，急需要中庸之道的滋润和营养。
中庸之道不仅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也讲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和极端漠视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看到人的利益，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天地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反对只看其一、不看其二，只看现状、不看未来，只看自身、不看他人的片面的处世方式，主张多方兼顾，双赢共享，这正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苦口良药。
最后，中庸之道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夸夸其谈，而是必须贯彻到生活当中的实用之学。
古往今来的哲学理论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留下来的著作不知道有几百千万卷之多。探寻宇宙的本质，研究时间、空间的性质，争论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存在等等，好不热闹。问题是，这些虚无缥缈的理论、晦涩难懂的著作，对你我这样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究竟有什么用呢？中庸之道则不然。它不进行没有边际的讨论，也不提出无法实现的理论，贴近生活，便于操作，是可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
有的人生理论虽然也能够实用，却不近人情，要求过高。例如，有的要求人要一味忍让，不能对生活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别人侵害自己权益的时候听之任之，甚至主动去奉献个人的全部不求任何回报，以求得内心的平静；有的要求人们消灭一切欲望，整天参悟人生的道理，抛弃社会，抛弃家庭，以逃离人生的苦海。在中庸之道看来，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死道”，而不是“生道”，彻底实行他们的理论，烦恼是没有了，可是社会也消失了。只有中庸，才能在“正常”的生活中使用，求得各方面的最佳结合点。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乃是天下的根本。中庸之道，是从根本中来，根植于天地之道，根植于人性本身，的确是至高无上的人间大道。
魅力从哪来
魅力无法掩盖
三国时候，有一次北方的匈奴派使节到魏国来，要见曹操。曹操大概长得不是很高大，对自己的形象很不自信，恐怕被匈奴小看，于是找了一个叫做崔琰的装作自己接待来使。此人威武雄壮，曹操认为他可壮国威。
正式接见的时候，曹操还是不放心，于是挎了一口刀，充作魏王的侍卫站在床头。（当时的所谓“床”，其实是一种比较宽大的坐具）接见完了，使者回到馆驿，曹操派间谍去问他对魏王的印像如何，使者回答说：“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的确很有范儿，不过站在床头手持腰刀的那位，才算得上是英雄。
尽管改换衣装，改变身份，但是一个人的魅力是无法掩盖的。最能体现人的层次和内涵的，也正是他/她一举手、一投足，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魅力。
魅力对人来说，是一笔无形但巨大的财富，拥有人格魅力的人，能够在人群中树立较高的威望，赢得大家的尊重和好感，不知不觉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因为他能够掌握更为丰富的人脉资源，轻松得到别人的配合和帮助。相比之下，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则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很难在程式化的日常交往之外获得额外的尊敬与热情，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自然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有些目标根本就很难达到，比如，做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那么，魅力究竟从何而来呢？是来自先天的赋予，还是后天的努力？是来自财富的积累，还是地位的提升？是来自知识的多寡，还是道德的高低？
魅力跟这些都有关系，但又都不全面。中庸思想认为，魅力当中有先天赋予的成分，比如个人的体质、长相、声音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人的魅力，但是主要的，还是后天的修养。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本身就是修养的代名词。能否成为君子，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低或者物质生活的贫富，而在于个人修养的程度。
魅力源于修养
孔子死了以后，有人到处诽谤他，大概是说孔子夸夸其谈实际上却无所作为一类的话。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其他人虽然也有贤明的，可是他们都像一个个小土包，有高度但是很容易逾越；而孔子则像日月，人无论怎么样努力，都无法超越日月的高度。有人想自绝于日月，对于日月本身又有什么损伤呢！
还有人借抬高子贡而贬低孔子，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说，我的修养，好比是半人高的土墙，站在墙外边往里看，家里的房子、陈设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本事。可是孔子的修养，就像几丈高的深墙大院，如果不从门口进去，那是看不到房屋的壮丽和宗庙的美妙的。你连孔子的门都找不到，怪不得会说出这样的话！在其他的场合，子贡还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说人不可能达到孔子那样的水平，就像天没有阶梯可以登上一样。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孔子，足见孔子的魅力之大。
不但当时孔子受到很高的评价，后世也极尽哀荣，屡次被加封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也不仅是中国奉之为圣人，外国人也同样重视孔子的思想。这里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1988年1月，全球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可是，孔子的家庭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丰厚的财富。可以说，除了一个日渐没落的下层贵族的身份，孔子一无所有。孔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境也随之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在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当时看来比较低级的工作，包括看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牛羊的“乘田”。成年以后，孔子空负一身学问，却到处找不到工作。他先到齐国，齐君对他的主张很欣赏，却因为实际政权操在大夫陈氏的手里，“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到了五十一岁，孔子才在家乡鲁国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逐渐上升而做到主管全国司法的“司寇”。可是因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孔子五十五岁就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却没有一个国君肯任用他，以至于生活颠沛流离，十分狼狈，最困难的时候，连续七天靠生吃野菜才活了下来。六十八岁以后，他回到鲁国，一直研究学问、教授学生，直到七十三岁去世。
就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却受到当时和身后几千年的景仰，不但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基础，而且对人类文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他的性格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是温和而严厉，威严却不粗暴，恭谦礼让却又自然安详。他所追求的“五美”，叫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说给别人带来实惠，同时自己也不付出太多；承受很多的负担和责任，但从不抱怨；有合理的追求和欲望，但绝不贪多务得；对自己有信心，但不会达到自负的程度；威严，但不会给人以粗暴鲁莽的印象。
一言以蔽之，是修养造就了孔子的魅力。修养不是学来的，而是靠内心的领会，以及行动上时时自我提醒，逐渐养成习惯、变化气质而得来的。
修养从内心开始
对于现代人而言，修养好像是个遥远而又带点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的字眼，即使有心于提升自己、强化个人修养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达到“博厚”和“高明”的魅力境界，应该从内心的“诚”做起。但“诚”不能凭空得来，要靠后天的学习、反省，时时修养才能获得。
“修”，指的是对自己的错误和短处及时改正，修正方向，端正身心；“养”，指的是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注重实践而养成良好的习惯。修养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三年两年就能见效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知错能改的勇气。
所以，修养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它需要持续的进取和不断的提高，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随时作出客观的评价，需要高度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
关于修养，最有名的例子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省自己是否忠于工作，是否对朋友讲信用，是否学到了新的知识，这样才能维护内心的纯净与博大，成就强大的人格魅力。
修养的方法很多。《韩非子》记载，战国时候的西门豹因为性急，就随身带着一块熟牛皮，提醒自己要柔韧、舒缓；而董安于的性子慢，就随身带着一根绷紧的弓弦，提醒自己要加快生活节奏。清代的名臣林则徐因为爱发怒，就在书房里高悬“制怒”条幅以自警，他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怒气而作。
修养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只能是自己的事，既不能指望别人的帮忙，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宋代的赵概在书房里放了三个盒子，两个分别装着白豆和黑豆，另一个是空的。每做一件好事或者起一善念，就向空盒中投一颗白豆，做一件坏事或者起一恶念，就往盒子中投一颗黑豆，晚上数原来空盒的豆子，检查自己一天有多少长进和失误，不断激励和鞭策自己，后来做到枢密使。
魅力源于修养，而修养只能源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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