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堂家，男，1962年生，安徽太湖人，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代外国哲学》（丛刊）副主编。代表性著译有《自我的觉悟》（1995年）、《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作，2006）、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ndividualization of Treatment, Bioethics and Moral Content ed. by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and Lisa M. Rasmusse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论文字学》（德里达著，2005）、《活的隐喻》（利科著，2004）、《乱世奇文——辜鸿铭化外文录》（翻译及点校，200年）等。另在中外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

    德里达的著作的确是晦涩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创了不少术语，而且表现在他故意采取一种“抵制翻译”的写作方式，好用隐喻以及用同一个词同时表示多种意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幸运的是，除旅居法国的高宣扬先生外，作者国学界同人，如，杜小真、尚杰、冯俊、张志伟、张旭、杨大春、佘碧平、张宁、刘国英、陆扬、汪民安、赵兴国、陈永国、于奇智、钱捷、方向红、肖锦龙、朱刚、夏可君、周荣胜、胡继华以及其他作者无法一一列举的学者，已经在汉语学界做了值得作者个人好好学习的相关工作。他们或翻译或介绍或组织一些相关学术活动。他们的观点可能不同，视角可能有别，但他们的名字已经代表了不畏艰涩的努力。作者希望，作者的这本迟到的小书能稍稍增进作者国读者对德里达的艰深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尽管作者试图按编辑的要求写得尽可能通俗些，但由于自己尚未达到自由的境界，离通俗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作者善意地建议一些讨厌抽象的读者可以跳过抽象味道比较浓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还要说明的是，《汪堂家讲德里达》的一小部分文字曾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和《同济大学学报》上，但做了一些必要的增删。作者感谢它们为传播思想提供宝贵的园地。

    第一章  为学的人生<br>    德里达首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文本，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生活。德里达这位在少年时曾梦想当一个职业足球明星的思想家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他的满头华发、深邃的目光和透出几分刚毅的面庞，也许会使人联想到生活的沧桑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超脱。如果按常规对德里达的一生做个粗略的描述，我们只能说，他的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br>    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籍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里达因其犹太人身份而饱受欺凌与迫害，他曾两次被维希政府赶出学校。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早在中学时代，德里达就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能，并在《北非评论》上发表过诗歌作品。尽管对文学与哲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德里达对考试似乎很不在行。1947年他在中学会考中失败，随后又在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中两次失败。1952年，尝尽失败滋味的德里达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巴黎高师，并在那里结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他接下来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应部分地归功于阿尔都塞的引导。1953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获得文学与哲学学位并在那里结识了福柯，此后保持着长期的友谊。1956年，德里达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随即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回国后，他又转赴阿尔及利亚服了两年兵役。1959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担任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的助教。四年后又应著名哲学家伊波利特和阿尔都塞之邀重返巴黎高师担任助教，但在助教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br>    这二十年恰恰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其中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语音与现象》，以及1972年来出版的《撒播》、《哲学的边缘》等书奠定了他的解构理论的基础。这二十年还是他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的二十年。1966年，他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讲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随后，他又接受邀请在纽约、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发表讲演。他先后当选为纽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被许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但这二十年也是他在国内哲学界备受排挤的二十年，是他在哲学的边缘游走的二十年。当他申请接替利科的哲学教授职位时先是受到法国教育部长的阻挠，继而受到原本推荐他的法国同行的否决。这并不是因为他处理人际关系太过糟糕，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太离经叛道，难以为正统哲学家所容纳。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哲学的边缘》来形容他在当时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br>    然而，这位几乎成为“制度化的哲学”的牺牲品的哲学家最终还是为尊重思想、尊重思想家的法兰西所承认。法国的许多媒体一直关心和报道他的思想走向。1981年底，德里达在布拉格主持的“主体的政治问题”的讨论班因宣扬自由思想而遭到捷克当局的查禁，正当德里达准备回国时，捷克当局派人在德里达的行李中偷偷放人一些毒品并让海关查到这些毒品，随后德里达被逮捕入狱。按当时捷克的法律，德里达至少要在监狱里呆上两年并且不准保释。此事很快被法国总统密特朗得知，他责成法国外交部全力以赴与捷克当局交涉，确保将德里达释放。事情的真相很快被查清，德里达被无罪释放。这件事倒是帮了德里达一个大忙。他因捍卫自由思想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尊敬。1982年，法国政府委托他筹建国际哲学学院，德里达于次年担任该院的首任院长。此后德里达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提高，不断应邀到世界各地讲演。<br>    2001年秋，他到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讲学，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美国“9·1 1”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上海。他预言美国将实行警察统治并对外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不幸被德里达所言中。我曾有幸倾听他的讲演并参加过座谈。我的总体感受是，他讲的内容并不新鲜，在他的论著和一些访谈录中我们大致都能读到那些内容。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德里达照例要澄清人们对“解构”一词的误解。在对一些问题做了轻描淡写式的回答之后，德里达唯独对一个女孩的问题做了在我看来比较深入的回答。这个女孩其实在公司上班多年（我当过她的班主任），但对思想家仍然保持极大的尊敬。这个表面冒失而实质上热爱思考的女孩请德里达谈谈对爱和算命的看法，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显然觉得她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德里达不但耐心倾听这个女孩的较长陈述，而且对她的问题做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他对算命的问题做了回避，但谈到了“爱”在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中的不同“含义”，并特别指出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对“我爱你”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和反应。一些嘲笑那个女孩的听众显然忘记了，熟读柏拉图的德里达自然知道“爱”自古以来就是严肃的哲学主题，他在1994年写过一本题为《友爱的政治学》的著作，其中的第二章还专门论述了“友谊中的爱”。在此，我叹服的不是德里达的回答，而是他对别.人提问的态度。名人们往往需要听众，他们常常喜欢言说而不喜欢倾听。德里达显然不属于这类人。由此，我不禁想起1996年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情景。一个非洲学者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有关神秘文化的问题，在座的人同样大笑，也许觉得这位非洲学者太过幼稚，伽达默尔却非常认真地倾听对方的陈述并给予不厌其烦的解答。什么是大师？这就是大师。他们不但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眼光，而且有虚心纳物的胸怀。<br>    谈到德里达的一生不能不涉及两桩公案。正是在这两桩公案中体现出他的仁者之风和勇者之气。一件涉及“海德格尔丑闻”，另一件涉及“保罗·德·曼事件”，而这两件事均与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的迫害有关。<br>    在就让我们看看德里达是如何对待这两桩公案的。<br>    1987年，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书的原文为西班牙文，有趣的是，1988年出的该书的德译本书名被改为《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名称虽然实质上差不多，但在德国人的心中会激起不同的联想）该书揭露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不光彩经历，指责海德格尔自1933年开始一直参加纳粹的活动并在战后保持沉默。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就宣称德意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必要时要为国家奉献土地、劳动和鲜血。有些人（包括法里亚斯在内）把他的这篇演说与《存在与时间》第67、68、69节联系起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乃是纳粹主义的表达。实际上，法里亚斯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他依据的是马丁（Bernard Martin）和奥托（Huge Ott）早就整理过的档案材料，很多德国人不仅熟悉这些材料而且对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是法国人并不清楚内情，所以，法里亚斯的著作出版后不啻是一颗炸弹。法国的报刊对海德格尔展开了全面的讨伐。当时的《世界报》甚至用“哲学的崩盘”来形容“海德格尔丑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利奥塔和德里达等哲学家加入了那场讨论。德里达撰写了《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以及《心灵，他者的发明》等书来阐述自己对海德格尔丑闻的态度。德里达一方面肯定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指责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和理解很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德里达主张冷静地看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大家不能用指责代替阅读，用谩骂代替分析。为了思考纳粹主义，我们首先必须对它感兴趣，揭示它的根源。他主张把纳粹主义放在欧洲社会文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思考，因为纳粹主义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政府，与一些学术机构、宗教机构的同谋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主义不单单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整套社会运作模式，凡是以“自由精神”和“普遍解放”的名义而推行单一模式的人也有可能成为纳粹主义的同谋和帮凶。在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人们是否反省过自己也在为纳粹主义的存在制造土壤呢？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的文本与纳粹主义的关联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思想家。尽管有足够多的档案材料证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联，但我们不能因此无限制地把他的哲学看成纳粹主义的表达。作为犹太人，德里达无疑保留着对少年时期的痛苦记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任何排犹主义倾向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按照常理，德里达本该对海德格尔骂得最凶，指责最烈，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主张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海德格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标志。解构海德格尔的文本也意味着实事求是地对待它，与它同时确立起多重的关系。这便是德里达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在对海德格尔的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这种态度本身就显示了德里达的勇气。<br>    另一件公案涉及著名文论家保罗·德·曼。早在1966年，德里达就与他相识并与他保持着终身的友谊。保罗·德·曼1919年出生于比利时。有人指控，在1940年12月至1942年12月间，他曾为一家亲德国占领者的极端报纸主持文艺专栏并发表过若干亲纳粹主义的文章。凑巧的是，他这个曾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任教并为康斯坦茨学派的产生做出过贡献的学者与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同为康斯坦茨学派领军人物的耀斯（Jaup）几乎被同时揭露在年轻时与纳粹主义有牵连。耀斯在80年代被人指控参加过纳粹的冲锋队，以致一直备受指责并于1995年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1996年，当我试图打听耀斯在著名旅游胜地博登湖（Bodensee）边上的墓园时，一个德国年轻人神秘地建议我去读读那些揭露他的劣迹的报纸。1983年，保罗·德·曼逝世。四年后，他被人指责与纳粹主义有牵连（理由如本段开头所述），《纽约时报》1987年12月3日登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愤怒：耶鲁教授曾是合作分子》的文章，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件事在欧美的文艺理论界被搞得沸沸扬扬。作为德·曼的朋友，作为“耶鲁四人帮”（保罗·德·曼、哈特曼、米勒、布鲁姆）的精神同道，德里达深感事态严重。作为犹太人，他也不可能不在内心产生疑问。为谨慎起见，他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德·曼的过去以及与他亲近的人。1988年，德里达在《批评探究》（1988.3）上发表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涛声》一文，为德·曼做了全面而有效的辩护。德里达指出：“保罗·德·曼发表其代表作是在大战前不久。据我所知，受到指控的文章没有一篇写于1942年之后，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和德国占领结束之前。”这就意味着那些人的指控根本就不符合实情。许多人不理解一个犹太人为何要为反犹主义行为进行辩护。德里达说，我们要明白事实，要了解事情的背景。首先要弄清德·曼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那份比利时报纸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报纸，其次是弄清德·曼的文章是否真有反犹主义的确凿证据；再次，我们要弄清当时21岁的德·曼是否真能为他的行为负责。德里达以他平生少有的明晰语言，反复强调耐心、谨慎、细致和艰巨的研究的重要性，并宣布不根据这样的研究而作出的结论将是不公正和不负责的。因此，德里达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也不理会可能面临的各种压力，以事实说明保罗.德·曼如何在战争期间站在正义一边。然而，德里达还是受到了部分人的指责，尽管他坦然地面对这些指责。<br>    从这两桩公案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德里达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理想、尊重事实并怀有公正心的德里达，看到了在离经叛道的同时保持着深深的同情心的德里达，看到了为弄清事实真相而坚持不懈的德里达。<br>    德里达是个喜欢论争并且不断引起论争的人。这也反映了他的离经叛道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像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不断遭到别人的指责乃至谩骂。《观察家》（Observer）上曾有一篇文章把德里达称为“计算机病毒”，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干脆以此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描述德里达的工作。英国一位名为李希蒙德（Sarah Richmond）的学者说德里达的思想是“年轻人的毒药”，另一位学者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则说德里达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德里达是否真的像这些人所说的那样对一个时代造成毒害呢？一个不愿读或没有耐心去读他的著作的人是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的。<br>    与上述指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里达不仅被美国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艾尔文分校（Irvine）、霍普金斯大学、康乃尔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等著名学府聘为客座教授，而且被德国学界授予“尼采奖”，“阿多尔诺奖”。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卢汶大学、艾塞克斯（Essex）大学、威廉姆斯学院，纷纷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但是，当剑桥大学要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时，却出现了不小的争议。奇怪的是，这场争议的最大策源地并不在剑桥大学内部，而是在外部。当时，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波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19位学者向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公开信（此信刊载于1992年5月9日的《泰晤士报》上），质疑剑桥大学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德里达的合理性，而此时离剑桥大学就决定是否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德里达而进行投票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封公开信不仅指责德里达的影响是在他从事的哲学领域之外并且其工作不符合既定的专业标准，而且指责他的表述方式晦涩难懂，甚至指责他对理性的价值和真理进行半通不通的攻击。但是，剑桥大学最终还是以336票对20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给德里达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决定。<br>    德里达在接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之后，借接受《剑桥评论》记者采访的机会对那封公开信进行了严肃的回应。德里达首先批评那封公开信的作者们试图借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剑桥大学的内部决定，干预一所著名大学的正常讨论，损害了民主原则、学术自由原则、无视外界压力的原则或不在权威性的干预下展开论辩的原则，德里达也批评他们不肯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他的文本而是随意歪曲他的术语，甚至编造他没有用过的术语，然后把它们强加给德里达（比如，德里达从未用过“逻辑阳具”这种术语，而那些公开信的作者们却说德里达用过这样的术语），从而表明他们缺乏正常的学术讨论所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违讨论的伦理精神，造成了对教授权威的滥用；德里达还批评他们低估剑桥同行的判断力，误判剑桥同行对授予荣誉学位一事的严肃态度；最后，德里达力图从学理上说明为何不应当以保护主义的姿态去看待哲学并以具体事例说明他始终保持对哲学的历史本质的重视以及在历史层面所做的各种尝试。他强调，他所做的研究不能算非哲学的工作，更不是反哲学的工作，甚至不能简单地看成外在于哲学的。“此外，有必要区分几种文本。……有些文本能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经典意义上的哲学，而其他一些文本则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还有一些文本有着哲学的特性，但又不局限于哲学。”总之，德里达力图为哲学风格的多样性辩护，为哲学存在的多样性辩护。

第一章  为学的人生<br>第二章  “解构”策略的制定<br>第三章  分延或延异<br>第四章  哲学与教育<br>第五章  文学之思<br>第六章  翻译及其抵制<br>第七章  性别与女性主义<br>第八章  正义的可能性<br>第九章  信仰与知识<br>第十章  为政治立言<br>第十一章  法律的悖论<br>附录  与列维纳斯同行<br>后记<br>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