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的语境
1.1 近代思想史的定位
从更广泛的语境来看，从中世纪经由文艺复兴到近代早期，西方的理智生活并非如流行的意识形态那样经过了断裂、复活、重生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进和发展的过程。正如20世纪中世纪研究第一人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所说：“若说中世纪哲学精神，就其为建设性、创造性而言，不是别的，正是天主教哲学的精神，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就同时肯定了中世纪是一个哲学进步的时代，而且这种进步是奠立在对一个传统加以继承发展上面的。”（吉尔松，2001，192）Edward Grant则富有说服力地宣称，如果说近代思想创造了“理性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恰恰肇始于中世纪。（Grant，2001，289及以下）因为在中世纪大学的理智生活中，就已经弥漫着理性精神。中世纪神学家习惯性地以逻辑和自然哲学的形式将理性既运用于神学和信仰的宗教真理之中，也应用于法律、医学以及所有大学学科之中。对理性的自觉运用始于12世纪，并从未问断，直至今日。因此，中世纪本身就是理性的时代，标志着西方世界强烈而自觉的理性运用的开端。对中世纪成就的普遍无知和对中世纪整个时代的严重偏见，导致了对中世纪巨大的误解，这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剑19世纪，甚至20世纪。
再回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之外，另一种哲学取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这就是“新哲学家”…“新”在“非”亚里士多德主义上。他们既超出了人文主义者折中主义的道德教诲，也借着自身的根据挑战着经院哲学；古代哲学传统，特别是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取代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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