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德·库恩（Manfred Kuehn），以研究康德、休谟以及他们之间思想关系的作品而著称于世。他对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唯心论在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传播和发展拥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也从事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库恩曾任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编著的作品有：《德国的苏格兰常识》、《伊曼纽尔·康德：各国康德学论文选辑》、《康德传记大全》。

　　人们通常以为，康德只是个单纯的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普鲁士偏僻一隅过着离群索居、机械一样规律的生活，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库恩教授的这部传记则最终打破了这一神话。    　　库恩教授指出，康德的生平本身就相当有趣。与以往只着重于康德晚年的传记不同，本传记着重于正在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年轻哲学家，再现了一个多面向、真实的康德形象，从而打开了我们了解康德其人及其时代的有趣视野。
　　康德的生命几乎横跨了整个18世纪。在他成年岁月中发生的西方世界里最重要的变化，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世界，便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里成形的。而从康德的这部传记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哲学其实就是在回应新的现代性概念。他的思想生活反映了当时文化、政治与科学的最重要发展，他的观点是对于当时文化气氛的反思。英法的哲学、科学、文学、政治与风俗，形成了他日常交谈的主题。即使像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些比较遥远的事件，对康德也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必须在这整个世界背景下去了解他的哲学。
　　康德属于哥尼斯堡的特殊知识氛围的一部分，本书探讨了他与哈曼、冯·希佩尔、赫尔德、赫茨等“哥尼斯堡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康德如何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被引导。康德的批判哲学必须在这个背景中去了解。这部传记将比既有的传记更加凸显这些视野。换句话说，这将是一部康德的思想传记，旨在呈现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扎根于他的时代。
　　《康德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较不着眼于康德的标准哲学作品，而专注于康德生活里的重要事件，以及它们和当时世界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在不忽略康德生平与著作的代表性细节的前提下，以康德的知性之旅为叙述的轴线，带领读者巡礼康德曾经走过的旅程——从探讨牛顿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学者，到捍卫启蒙的文明世界道德的伟大思想家。
　　本书作为一部哲学家的传记，把康德的生活故事与其作品的哲学意义整合起来，从哲学与历史的观点来看都言之有物，因而被誉为五十年来最全面的康德传记。

　　有趣的是，博罗夫斯基最早为康德作传的想法，始自康德的宗教观点受到国王申诚（MaBregelung）或教会审查之前。虽然在当时已经有些对康德不利的迹象，博罗夫斯基似乎直到1792年还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1804年，他对问题又已经太过清楚了，以致经常干扰他所谓的“单纯的叙事”。
　　博罗夫斯基的信仰对于“翔实而正确的记载”构成的障碍，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他的故事比梅茨格的版本还要复杂，但在态度上有类似的保留，因此有不少嗳昧之处。事实上，证据显示梅茨格与博罗夫斯基两人是好朋友，因此他可能不愿意批评梅茨格。这十分令人惋惜。博罗夫斯基的记载的重要性在于1783年前的资料，关于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记录了。他漏掉了不少可能很有趣的内容，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它们不重要，也可能他不知道那些事。
　　无论如何，博罗夫斯基的困扰不难理解：他无法赞同康德的宗教观点。由于对康德的宗教理论与宗教实践都不敢苟同，要他赞扬康德实在非常为难。当然，他虽然称赞康德的道德人格，但那总归是（为防误解而作的）宗教的解释。博罗夫斯基觉得有必要作一番解释，他的传记因此有时颇有辩护的味道；康德与他的追随者有所不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而且他也一点不像他的作品那样。而且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他的作品，就会知道它们对于基督教其实没有什么伤害。只要一有机会，博罗夫斯基便会强调康德虔敬派的成长背景，夸大这个渊源。因此，我们必须以其他文献谨慎比较并加以补充。所幸那样的文献的确存在，虽然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雅赫曼在1804年担任哥尼斯堡附近一所学校的校长，从前也曾经就作传事宜与康德讨论过。他在1800年曾经向康德提出56个与他的生平有关的问题。康德始终没有回答，原因如今已不可考。不过有趣的是，虽然雅赫曼自己在传记中表示之所以会动笔介绍康德的生平是受到了康德本人的敦促。但是在比较可信的信件里，我们却看到是他先去找康德的。他说他希望为康德作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想看到您可信的传记，将会万分感激地赞扬您对此的贡献”。旧引与博罗夫斯基不同的是，雅赫曼并没有必要作“反康德”的交代，因此至少就此而言，他比博罗夫斯基可信一点。他的见解是比较“自由派”的，或者说较接近康德派的，例如1800年的《考察康德的宗教哲学与纯粹的神秘主义之间所谓的相似性》就是一个例证，旨在就相关的指控为康德作辩护，然而雅赫曼对康德的忠心，却引起另一方面的问题。他的康德传记只说好话，在立场上简直像是一个毫无批判地崇拜老师的学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完全从某个神学的角度去诠释康德：他对神学的强调使他描绘康德时有个奇怪的偏向。
　　雅赫曼说康德喜欢给神学家们上课，并且盼望“理性宗教的耀眼光芒遍照其祖国”。雅赫曼还认为“康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许多使徒在各地传布了理性王国的‘福音’（Evangelium）”。康德是不是有这种传教的热忱，却不无怀疑。撇开这些不谈，雅赫曼的叙述本身，对于了解康德生命的原貌也是价值有限，而且与博罗夫斯基比较起来，我们有许多其他文献可以来考证雅赫曼的说法，因此他的重要性相对的也比较低。在雅赫曼成为康德的学生时，康德已经颇有名气，各地都有人到哥尼斯堡拜访他。在康德成名之后，熟识他的人们也比他年轻而藉藉无名之时更注意他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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