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哪些方面?
任继愈: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的影响力也主要在这一个方面。在胡适以前钟泰曾经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但他那哲学史其实只是材料的堆积,严格地讲那不算是一个哲学史。真正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系统地来讲中国哲学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史。他的“新”首先新在材料取舍的客观上,对于那些没有文字只是传说的东西弃而不用,哲学史从老子开始。当时冯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老师讲中国哲学史是从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讲起,讲了半年了还没有讲到周公。司三皇五帝只是传说,夏朝还没有文字,哪里会有哲学史呢?“五四”时代就是怀疑这些东西,那时被称为“疑古时代”。虽然后来觉得当时走得有点过头了,人们又反对它。但“五四”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把过去信以为真的东西给重新审视一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撇开三代不讲,直接从老子讲起,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合拍的。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序时说它具有“扼要的手段”,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但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始终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就没有了下文。第一个用现代方法写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是冯先生。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1935年又出版了下卷。它的开创性价值首先是在这里。同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抱着他从美国学来的实用主义的成见写的,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虽然用了现代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但没有抱什么成见。这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另一个开创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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