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一九二○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伍德布里奇等名师，一九二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菩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他毕生的事业可以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他以《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友兰先生的自传。
　　本书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全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自序
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二  哲学
第四章  20年代
第五章  30年代
第六章  40年代
第七章  50年代及以后

三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附录
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
第二次校勘后记
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