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第一章 王阳明：作为人的自然的圣人
　　一般认为，由南宋朱熹集大成的中国空前的思辨哲学，即所谓的性理哲学，经元代到明代被继承下来，但在明代的初期，始终只是墨守传统，思想界是极其沉滞的。这种沉滞，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否应该真的把它称为沉滞呢？关于这个问题，虽然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加以考察，但无论如何，打破“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所谓沉滞，迈出独自的明学建设第一步的，是白沙先生陈献章（宣德二年至弘治十三年，1428-1500）。他说：
　　三代以降。贤圣乏人。邪说并兴。道始为之不明。七情交炽。人欲横流。道始为之不行。道不明。虽日诵万言。博极群书。不害为末学。道不行。虽普济群生。一匡天下。不害为私意。
　　他还说：“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他的这些话，极其贴切地表现了明学的精神，必须充分地加以认识。把近世的所谓士大夫作为读书人，即作为食禄性的存在来把握，大概不是误解吧。但在这里，如果按照白沙所坚信的，不管是士大夫=读书人式的“博览通籍”，还是士大夫=官僚性的“经世济民”，就“学”来说，都不是本质性的东西。学问，既不是作为修养的手段，也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它仅仅只是为了明道、行道。这种本义上的学问，肯定是从对孔子所谓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进行反省而出发的。而朱子在对孔子的这句话进行注释时，引用程子的话说，为已是自己体认，为人是为了被人所知；前者是以“成物”为结果，后者是以“丧已”而告终；朱子还批评说，虽然自古以来的圣贤，对学者的精神曾有过各种论述，但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切实、更重要的了。正如随着叙述的展开将会明朗起来的那样，虽然朱子之言深刻地触及了中国近代精神的核心，但白沙先生认为，在政治和文化之前的那个极端的自己本身——最终也是人本身——才应该是学的根本问题。

译者的话
序
第一章 王阳明：作为人的自然的圣人
第二章 泰州学派：从大丈夫到“吾”
第三章 李卓吾：童心——新的“人伦物理”之发现
第四章 一般的考察：近世士大夫的生活和意识
[补论] 王学左派论批判的批判
后记
译者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