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求的是过去，由过去即能知现在。然而过去、现在、未来，莽莽迁流而不息，本无界域之可分。此即所谓进化。欲知此进化的定则，必明事物的因果。史学与史料之别，即在史学所求者，在事物的因果，在进化之则。不仅史事流转不息，历史本身亦“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而改作不仅是纠谬补阙而已。时代变迁，人对历史的着眼点亦随之而不同；所见既异，所取材料不得不异。①可见诚之先生治史，是以著新史为鹄的，与新旧考证派祈向不同。
在先生看来，古人作史的宗旨，有三点与今人不同，即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军事。“政治军事，古多合而为一。而握有此权者，苟遭际时会，恒易有所成就，而为世人目为英雄也。此最大之弊。”政治对社会的影响，愈至近世而愈轻（政治转移社会之力，近代实远不如机械发明）。而军事的胜败，“初不在胜败之时”。②须知凡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先生以韩信与戚继光将兵事为例。韩信驱市人，背水列阵，竟打胜仗。戚继光重视训练，所部纪律严明，亦所向有功。二事恰相反。重视战术的人，以为韩之将才胜于戚；重视训练的人，则说韩信成功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战国时代，本是举国皆兵。韩信生于汉初，一般人民承战国之风，都有战斗技能，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人自为战。戚继光的时代，人民全不知兵。“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足见欲知史事真相，必须明了其环境。
若不知环境，对任何事情，乃至任何时代，都不能明白。所以现代史家最重要的事，是“再造既往”，亦即“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可分“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两类。就特殊事实而言，和普通的见解相反，往往隔相当长时期，然后真相大白。因为事情有其内幕，当时秘而不宣；而且当时人论事，难免因利害和感情关系，见解不能平允，故真相历久乃明。至于一般状况，则与之相反。以上海的情形而论，“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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