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熹生平及其思想
第一节 朱熹生平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原属安徽，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其师刘子晕为之取字元晦，祝曰：“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意思是说：树的生机含蓄在根，春天就会繁荣昌盛。人的潜力隐藏在身，理应孕育聪明才智。后来认识到“元”为四德之首，有期许过高、自恃似傲之嫌，改“元晦”为“仲晦”。别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遁翁。他长期居闽，在建阳之考亭讲学，其学派称闽学或考亭之学。朱熹于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佛学、乐律、天文、地志、兵机皆有深入研究，能言医事与药物，自然科学知识极丰富，深好书法，能作画，善抚琴。终生致力于儒家经典注释，四书五经用力最勤，所作《大学》、《中庸》章句与《论语》、《孟子》集注等，事实上就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他通过这类注释来阐明其哲学思想。
朱熹刚会说话，父指天示之日：“天也”，朱熹随问：“天之上何物？”其父惊异。五岁读《孝经》，题其上日：“不若是，非人也。”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在沙上画八卦，可见他从小就能专心于学。八九岁读《孟子》，十三四岁读《论语》。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历任建州政和县尉、南剑州尤溪县尉、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参加编修神宗正史与哲徽两朝实录，对《哲宗实录》用力为多，辨明诬谤，刊正乖谬，受到皇帝诏书褒奖，书成转奉议郎，嗣转承议郎。因与胡理、凌景夏、常明、范如圭联名上疏，反对与金人议和，触犯秦桧，无法在朝廷立足。建炎四年辞官，隐居尤溪城外毓秀峰下，这一年朱熹出生于此。朱松退隐后，以读书为乐，“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益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朱熹自幼受其父耳提面命，“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朱松学有根底，“慕为贾谊、陆贽之学久之，又从龟山杨氏门人问道授业，践修愈笃。”学养有素的朱松对朱熹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不幸四十七岁辞世，时朱熹年仅十四。
朱松遗嘱：“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熹师事一胡二刘。刘致中，名勉之，因所居之处有白水，故有“白水先生”之称，与朱熹关系特别密切，刘致中视朱熹如子侄，把女儿嫁给他。刘致中是二程门生杨时的弟子，专攻二程理学。另一刘为刘彦冲，名子晕，号病翁，隐居屏山下，有“屏山先生”之称。朱熹问以“人道次第”，他答以：“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以为道在是矣。比归，读吾书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他以儒佛一致论教导朱熹，朱熹遵师嘱学佛，但没有什么收获，“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因二刘早逝，师事二刘不过五六年。
一胡指胡原仲，名宪，居籍溪旁，有“籍溪先生”之称，从胡安国学二程之学，是二程之学的忠实门徒。朱熹师事胡宪长达十余年。一胡二刘对朱熹影响最大者有二：一为信奉理学，醉心学术；二为坚持抗金，讲究操守。此外，对朱熹的成长较有贡献的尚有谢良佐。朱熹自称：“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他非常欣赏谢良佐的学说：“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人德之门”。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今安徽）人，朱熹文集中多以“上蔡”指谢良佐，他是程门四先生（游酢、吕大临、杨时、谢良佐）之一。
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授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求知心切，学习勤奋，“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著名文学家曾巩成为他学习的典范。二十四岁时，步行数百里，求师于他父亲的同学李侗。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与朱熹的父亲一同拜罗从彦为师，学二程之学。罗从彦是杨时的学生，而杨时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钦佩李侗，赞扬他“姿禀劲特，气节豪迈”。李侗以道统不传，世无真儒为恨，他忧心如焚地说：“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在培养“真儒”方面，他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朱熹重视“理一分殊”虽另有渊源，与此亦不无关系。在李侗的教诲指导下，朱熹为成“真儒”而废寝忘食地学习，认真学习《论语》，先后写成《注释》、《要义》及《训蒙口义》，为其《集注》打下良好的基础。朱熹二十八岁时，自同安罢官回家，以讲学为事，不时向李侗质疑问难。这种寒窗孤灯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李侗死后15年（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朱熹四十九岁）复官，除知南康军二年，继调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旋知漳州，离任后定居建阳之考亭，聚徒讲学二年余，受命知潭州而去。
宁宗即位，朱熹被举为侍讲，仅46日即被罢免。时韩侂冑当权，朱熹上疏斥其窃柄弄权，在讲筵又再三申诉其罪。韩侂胄及其爪牙诬朱熹为伪党、逆党，有上书乞斩朱熹者。气氛恐怖，君子自危。“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仍旧与诸生讲学不休，有人劝他把学生打发走，以免惹出是非，他笑而不答。
朱熹登第50年，任地方官仅9年，立朝46日。他一生颇有作为，为“振举纲纪，爱养民力”呼吁，要求皇帝“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言行一致，不可自欺欺人。有诗云：“谁将神斧破顽阴，地裂山开鬼失林。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他大声疾呼。迫切希望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大刀阔斧革除积弊，改变局势。他鞭挞奸佞，反对投降，清算秦桧罪恶，毁秦桧祠，澄清是非曲直。为反贪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恤民省赋、荒政、社仓、劝农等方面，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
“律己公廉，执事勤谨”。他以封建的三纲五常为旗帜，与昏君奸臣势不两立。他强调将三纲五常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中，“夫三纲五常，大伦大法，有识以上即能言之。而临小利害辄已失其所守，正以学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无所根著而忘之耳。”他守正不阿．不同流合污，曾自我表白：“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饥杜门，不敢萌仕进意。”有人劝他与奸臣为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示喻曲折，深荷爱念。然必欲使熹喂啖虎狼，保养蛇蝎，使奸猾肆行，无所畏惮，而得歌颂之声，洋溢远近，则亦平生素心所不为也。”他认为与奸臣为伍，就是“喂啖虎狼，保养蛇蝎”。他以《赋水仙花》一诗咏物明志：“隆冬凋百卉，江梅厉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百花凋零有孤芳，野草丛中发清香，为了保持这种“芳香”之志，拒不为人营私舞弊，“平生为学，只学固穷守道一事。朋友所以远来相问，亦正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为经营，则是生师之间去仁义而怀利以相接矣，岂相寻问学之本意耶！”所谓“固穷守道”并非徒为标榜，虽有人栽诬诽谤，在事实面前，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他对为官公廉有深刻认识与体会：“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才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也。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他认为要以“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的精神尽职尽责，迄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他当小官时不求荐举而平步青云，一旦有权不以请托而拉帮结派，不从流俗，不徇私情，“唯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谓当与致力者，乃以公论告之，此事首末，众所共知”。他之所以如此进德修业，不是为个人打算，而是为国家中兴作准备，“然则今日吾人之进德修业，乃是异时国家拨乱反正之所系，非但一身之得失荣辱也。”他十分自信，认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但在人自强如何耳”。他期以进德修业而图自强，以自强而图强国，可谓一代楷模，为其时代立了“德”。
抗衡释道，改造儒学。朱熹以天理论反出世观，以三纲五常明君臣之义、夫妇之伦、父子之恩、兄弟之情、朋友之信。在《劝女道还俗榜》指出：“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他劝出家人“复先王礼义之教，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乱之污俗。”他对“妖言”、“污俗”极为痛恨，对佛教的传播极为反感，“今浮屠氏之说，乱君臣之礼，绝父子亲，淫诬鄙诈，以驱诱一世之人而纳之于禽兽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也。”针对佛道而大力提倡三纲五常，适应时代需要而改造儒学，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朱熹为改造儒学援引佛教哲理，使“天理”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精神实体的意义，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天理的重要内容是仁义礼智，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物之理”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成为天理的次要内容。他为改造儒学竭尽毕生精力，“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他认为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为明圣经之旨与继道统之传，求圣贤立言本意而立言，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章句》、《或问》、《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韩文考异》，凡42种。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18种。注释书7种，校刊书10种，计77种。此外，尚有后世辑录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140卷，黎靖德编，有中华书局排印本。其中《四书》占51卷，《五经》占29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治学方法等，约占40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20卷。本书综合97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在97家记录人之中，记录朱熹60岁以后语录的多达64人，因而较详尽地保存了朱熹晚年的许多议论。不少人对本书持保留态度，如所谓“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以及“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作之书”。由于语录是门人的记录，与朱熹原话不免有出入可疑之处，但其分门别类，明白易晓。本书有三大特点：一是朱熹晚年精要语多，可纠正其早期著作中的某些不成熟意见；二是《语类》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其文集中有言之甚简或完全阙如的；三是《朱子语类》与其他理学家语录多谈性理者不同，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无所不谈，范围广泛。从这三特点可知其价值其高，“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但读此书要审慎，所记不可尽从。有人提出这样的取舍标准：“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由此，可摸索出阅读办法。
朱熹立言极为严谨，书稿写成必再三修改。他说：“愚意本为所著未成次第，每经翻阅，必有修改，是于中心实未有自得处，不可流传以误后学。”这种严谨的学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有力保证。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日积月累，不辞辛苦，微细揣摩，零碎括剔而成。他总结自己治学心得云：“一生辛苦读书，微细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见从上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无一字无下落处。若学者能虚心逊志，游泳其间，自不患不见入德门户。”他之所以一生辛苦读书，是因为忧时疾俗，怀有“济时及物之心”。他在《感怀》诗中云：“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他关心现实，热爱祖国。“平生山水心，真作货食饕”，对祖国山河情真意挚，如吟《南涧》：“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中有横飞泉，崩奔杂奇丽。”另有吟《石池》：“两岸苍峭石，护此碧泓寒。秋月来窥影，骊珠吐玉盘。”都写得有声有色。
美好的河山，不能得到应有的爱护，正如忠臣义士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痛感爱国无门，触景生情，感慨万端。有诗曰：“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攒峦不可数，峭绝谁能攀。上有青葱木，下有清冷湾。更怜湾头石，一一神所剜。众目共遗弃，千秋保坚顽。我独抱孤赏，喟然起长叹。”他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愤懑，这一情绪在《墨梅》一诗里有所流露：
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凜冰霜。
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使他悲观失望。在《夜坐有感》里流露出他的伤感：“读书久已懒，理郡更无术。独有忧世心，寒灯共肖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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