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遭遇人世间的阴暗面
颜回见仲尼，请行。日：“奚之？”日：“将之卫。”日：“奚为焉？”日：“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石工，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日菑人。苔人者，人必反菖之。若殆为人苔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庄子笔下的人间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可谓是礼崩乐坏，各诸侯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象经常发生，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孔夫子对于这样的局面，完全无可奈何。道家学说，特别是庄子，对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得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从庄子的角度看来，当时整个社会极为险恶，整个人心也极为险恶。怎样在这种险恶的社会、人心环境之中，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能够养生、全身、保命？这些问题就是《庄子·人间世》这一篇中很重要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从佛教的理论来看也是如此。佛教把这个人类社会称为“五浊恶世”，这与庄子在《人间世》中表达的思想，是非常契合的。人世间有它阴暗的一面，有它险恶的一面，但究竟是怎样阴、怎样险呢？通过《人间世》中颜渊与孔夫子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二。
另外，从本篇颜渊与孔夫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暴君，处浊世，与人交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文章通过层层推进，层层辨析，最后引出了“心斋”的学说。所以《人间世》的这一段，在整个《庄子》的三十三篇里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庄子》三十三篇里，只有这一篇是大量地、深入地介绍了人世间的阴暗面。
好，下面我们看正文。
文章一开篇，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即是颜回去见孔子，向他辞行。孔夫子就问他，你要到哪里去呢？颜回说，我要到卫国去。孔夫子又问他，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啊？颜回就说出了自己的抱负：愿意以自己平生所学，去救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
颜回跟自己的老师说：“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日：‘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我们来看看卫国的国君是什么样的人。“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这是一个年轻气盛，办事专断的国君。其实，不光是国君，就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都容易犯这种错误。特别是既年轻又有权的人，往往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不明白怎样应对身边的环境，自然就会“其年壮，其行独”。
轻用其国的后果
从历史的经验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是这样干的。修长城，动用一两百万人；南开南越，动用五十万人；修骊山陵，又动用七十万人。后来还修了阿房宫。那个时候，搞得全国再也没有壮丁在田里干活了，老百姓只要稍微有点过失，就充军发配！葬送了秦朝的汉高祖刘邦，当年也好几次带着服劳役的人到咸阳去，最后一次由于不能按期到达，要受惩罚了，才起来造反。再看楚霸王的战将黥布（后来称为英布），脸上刺了字，是犯人，也曾参加骊山陵的修建，只不过他命大，逃出来了。秦始皇这些“其行独”、“轻用其国”的行为，弄得民怨沸腾，他去世的第二年，全国就爆发了推翻秦王朝的大起义。
隋炀帝也是轻用其国的典型。他修大运河，还连续几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开运河以后多次巡行江南，铺张浪费，不问国事，最后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再往后，被金人掳去的宋徽宗，他要地方上进贡花石纲，也是这个样子。从浙江弄到首都开封的石头，小则几吨，大则几十吨，从陆路、水路一直运到开封。石头还要这样布置、那样打扮，弄得花里胡哨的。人民不堪其扰，沿途的老百姓简直活不下去！
“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这是肯定的，因为你不爱惜民众，那么“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人命就像草芥一样不值钱，死者如山。户籍史料显示，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到刘邦统一天下时，全中国就只有五六百万人了。算算看，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死了多少人？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是“十余二三”。
到东汉末年，官方的全中国人口数字是六千多万，为历朝历代（清朝以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时期。（就算唐朝“开元盛世”的时候，全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然而，经过了三国的纷乱，这么多人口到了“三国归晋”的时候，全国就只有五百来万人了！在我们四川，刘备的这块地方，只有八十多万人了，其中部队就有十多万人，且不说还有那么多的行政官僚。老百姓基本上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士兵，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孺，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国家根本拖不动！东吴比蜀国好一点，那时候也不过一百多万人；曹魏实力最强，也不过三四百万人。到了“三国归晋”的时候，全国也就五六百万人！相比之下，人口竟然骤减了十分之九！
隋文帝统一天下后，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隋朝其实已经相当富裕了，文治武功并不比唐太宗的时候差。但给隋炀帝那么一折腾，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统计户籍的时候，也只有几百万人，不到一千万。由此可见，只要遇上了劳役、瘟疫、战乱这样的事情，就很可怕了！
我们举了这么多远的和近的例子，应该有所体会了。所以到现在，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害怕国家混乱！一进入战乱、暴乱这么一种状况，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真的就危险了！十三四亿人到时候拿着这个烂摊子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先自度而后度众生
颜渊跟着孔夫子学圣贤之道，看到卫国的国君胡作非为，“民其无如矣”，老百姓都没有办法，没有可归之处了，所以就对孔夫子说：“回尝闻之夫子日：‘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你老人家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一个国家如果治理得很好，你就没有必要再待在那儿了，你应该到乱国去，到那些没把国家治理好的地方去效力！高明的医生，面前永远是病人多多。我愿意根据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到卫国去，帮助它解决政治问题。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把卫国的这些麻烦给解决了。
颜回的这个发心肯定是很好的，儒家的观念里，一个有理想的人，就是要去治国平天下嘛。然而，孔夫子这里却反对他去。为什么反对他去呢？按理说，颜回既然是按照他的教诲来办的，他不应该反对呀！我们再来看孔夫子的回答。
“嘻！若殆往而刑耳！”就你啊？嘿嘿，你要是到卫国去，谨防挨上一刀！不但帮不了卫国的忙，反而搭上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注意了！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孔夫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单列出来看。“道不欲杂”，在道家学说里面，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宗旨，就是抱元守一。道术忌杂，我们学、我们修、我们为人处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应该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不可能此时你在北京，同时你又在上海。所以道术忌杂是我们用心．做事的一个根本原则。
有的人是艺多人胆大。艺多了，你未必能精。你要专精，就必须要集中精力和时问投入。很多人像猴子掰玉米，今天干这样，明天干那样，结果一件事都料理不好。这就犯了道术太杂的毛病。所以庄子的这一句，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为人做事，一定要抱元守一，不要去多想多为。
“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这个道理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你一杂了就多，多了当然会扰，干扰你的心智，干扰你的判断。当你事情多了以后，你东边也在救火，西边也在救火，东边去踩，西边去压。如果超出你能力的范围，超出你的可控距离了，那么你心里面自然就会担忧、发愁。“陇而不救”，当你从事上的麻烦变成心里的麻烦以后，谁又来救你呢？事情没干好，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料理好。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里，孔夫子开始谈“至人”，谈在道上有所得的人是怎样来处理这些事。至人是“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先要以道成就自己，让自己得道解脱，然后再去成就他人，按佛家来说，就是先自度而后度众生。
这又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就像带兵打仗一样，总是先要保存自己，然后再求消灭敌人。不先保存自己，自己牺牲了，就谈不上消灭敌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原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考虑到的。在日常的修为当中，一定要先以道来成就自己，有了这个本钱，你才能够“存诸人”，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如果自己还没有本事，没有本钱，在道上没有什么心得体会，那么哪有资格到“暴人之所”，去伺候这个暴君呢？用成都的丑话来说，就是自己屁股流鲜血，却给他人医痔疮。这简直就是笑话！
老庄哲学的根本原则
下面孔夫子继续教导这位心爱的弟子：“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孔夫子问颜回，你知不知道“道德荡、智虑出”是因何而起的呢？“德之所荡”，一个有德的人，他内在的魅力自然会释放出来。不仅仅是内德会释放于外，而且是“知之所为出”，智慧同样也会表现出来。但是，道德是怎么释放出来的？智慧又是怎么样释放出来的？我们道德、智慧的源泉到底在哪里？“德之所荡”，“知之所为出”，是我们修为过程中要认真留意的话啊！
孔子谈到这里，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话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德行与智慧的麻烦来。“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我们看到这几句话，大家都千万要留心！“德荡乎名”，你的德行一出来就有了名气，有了名气，你这个德，也就有点麻烦了。
中国佛教发展到南北朝萧梁时，有一个僧人慧皎写了部《高僧传》。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僧人写了个《名僧传》。但慧皎不用“名僧”这两个字，为什么呢？他说一个出家人，本来就是要合去名利的。我们修行，要脱离生死苦海，要合弃名利，怎能拘泥于名呢？真正有修行的人，应该是高僧，不应该称之为名僧。所以，慧皎就写了中国的第一部《高僧传》。那么他的这个本意，也还是出自《庄子》的“德荡乎名”。如果大家都成了名僧，大家的名气都大了，但恰恰名人未必就是高人。
你看现在庙头，这样职位，那样职位，今天坐飞机，明天当个CEO，煞有介事。前几天，我还和朋友谈到了那个“旅行大师”，把某某某这样一个著名寺庙当企业来运作，经常坐飞机去美国、去欧洲，带一批武僧到处表演。这些武僧，能武打，但佛法修行的水平又如何呢？
那天，我这儿来了一个河北沧州的，也参加过河北的禅修夏令营。这位朋友三十多岁，学武功，也学道术，也还很有成就的样子，能水上漂。据他说到东湖去的话，他可以在水面上从东岸跑到西岸，不会沉下去。另外，他说他的龟息术也小有所成，能够五花大绑地在坑里活埋五六个小时，没事儿！而且有脱逃术，同样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戴上，他可以在十秒之内脱逃。但收徒弟的费用就不低了，一万元一人，学一年，保证你能学会其中的一两样技能。他有这样的本事，都还想到成都来访高人。我给他讲了几位“高人”，他听了后说，算了，不学了。
当然我说的那些人，用的是术，不是道上的东西。我们再来看，德和智，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得的。德和智的修养，当然就是道上的东西了。但道上的东西，它又有所忌讳！德，因名而消失；智，因争而愈出！所以说“名也者，相轧也”。有了名之后，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比如在名次、排位上相争等等。有些人什么事都要争第一，千千万万的人，你要踏下去多少？踩下去那么多人，不累死你啊？
“知也者，争之器也。”我们的智慧，很多人也是用在对矛盾的驾驭上，用在争斗上。而且通过争斗，积累经验教训，这方面的智慧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这就叫智因争而愈出。如果智和德牵扯上名、利以后，这个德和智也就不善了，就是恶了。所以，“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我们看《老子》里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庄子》里，比老子的话更进一层了，把“名”和“智”也看成了凶器！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原本是很不错的，然而一旦有了名，出了名，就糟糕了。有些本来很憨厚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结果一变聪明之后，也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开启智慧了，掌握了世间的争斗之智、谋略之智，用于互相砍杀，别人对他就敬而远之了。所以说名和智，的确是凶器啊！
“非所以尽行也”，这些都不是究竟之道。我们知道在老庄的学说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弃圣绝智，这里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弃圣，就是要把孔夫子讲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等等抛弃不用；绝智，智慧也不能用，因为用智就有机心，有机心就与大道不合。大道是没有机心的，是自然的，而我们人心之动，往往是违反自然的，违反大道的。所以老庄学说的弃圣绝智的原则，在《庄子》中表现得非常之坚定。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