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了识道的纲纪和行道的楷模，此段便讲识道与行道的统一。强调在识道基础上行道，因而先讲了识道的两个要领：第一是“致虚，极也”。识道要穷根究底，不能一知半解；第二是“守情，表也”。把握事物，要抓住其特征。事物的特征，是表明事物之所以是如此事物的标记，是去粗之后所取之精，是表明事物本质的东西。故“守情，表也”，是说把握事物，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掌握其本质并洞察其发展变化的固有规律。讲了识道的两个要领，便讲行道的必然逻辑及其意义。
对于这段的解释，历来分歧较大。争论的焦点，在“致虚”与“守情”。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述他父亲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其中论道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又说：“虚者，道之常也。”这段话是对“致虚，极也；守情，表也”的最好阐释。按司马谈的看法：“虚”就是“常”（恒），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要真正掌握这规律，即认识其中道理，则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要真正做到穷根究底，则要求不带主观成见的倾向（“无成势”），人不带任何框框（“无常形”），只能坚持从事物本身出发，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握实实在在的事物（“不为物先，不为物后”），这样就能“究万物之情”，亦即“守情”。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为了能驾御事物（“能为万物主”）这就是在充分认识事物本质及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虚无为本”）遵循其客观规律，从而驾御它，为人所用（“以因循为用”）。这种论述，反映了西汉早期学者对老子学说的精确认识。
汉初“崇黄老之学”，大显奇功。因为比较尊重客观规律，所以能使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文帝、景帝尝到了甜头，乃至景帝将《老子》书“改子为经”，并“敕令朝野悉讽诵之”（参见马叙伦《老子校诂·老子称经及篇章考》），造就了老学的大普及。但到汉武帝时，这个武夫皇帝，不尊重客观规律，而要为所欲为，自然就要排斥以老学为主的“百家”，而独尊“有以为”的儒家了。人们都知道，武帝中期后，西汉开始走下坡路，虽有“昭宣中兴”，到成帝时已走向迅速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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