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多是2007年9月19-20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另有数篇是由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人员所写的专题论文。当时，此会是与“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合并举行的。出版时考虑到论文集的篇幅不宜过大，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当初所设定的会议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出版。
　　“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山东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共同支持下召开的。鉴于学术界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涉外事务方面的影响研究薄弱和我省是儒家文明发源地的情况，我们专门组织了以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意在促进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相互结合，从而来推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感到这样的研究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发挥中国在国际关系事务中的作用，并根据中国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智慧来调解国际关系冲突。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就曾着重强调“和而不同”这一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坦率面对中美两国分歧的现实，更以理性和豁达态度表达了中美两国合作共赢的战略构思。这一事实说明，儒家文明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儒家文明中的涉外理念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尚胜
　　一、问题的提出
　　思想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涉外制度的影响，已经成为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①一般来说，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主流思想。那么，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对于中国封建王朝处理对外关系事务有直接影响的基本观念有哪些?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尚未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的问题。虽然人们对于传统的天下观多有论及④，但实际上中国封建王朝的君臣们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所秉持的基本思想观念却并不限于天下观念，譬如常常引起封建士大夫们争鸣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观念形态，以及华夷观与义利观等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涉外事务决策，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为此，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涉外事务为观察范围，就儒家文明中的涉外理念问题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
　　二、天下观
　　“天下观”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发现有“东”、“西”、“南”、“北”、“中”、“中商”、“国”、“天”、“下”等反映当时商人天下观念的文字。到周初，“中国”和“天下”等重要观念性的名词已正式出现。“天下”一词，首见于《周书·召诰》“用于天下，越王显”，可见“天下”是一个由“王”来执政行道的世界。此处的“天下”，当只是指向周天子纳贡的“四方”。①“中国”一词，首见于《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中国”在此还只是“中原”的含义。据一位学者研究，先秦经典诸如《易经》、《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天下”的内涵，既是指人文世界与自然万物交汇的空间，也是指“中国”和“四方”的总合。②而“天下”与“中国”的严格分野，至晚在战国时期的邹衍那里已经得到界定：“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③于此可见，“天下”已开始有了类似于后人所说的“世界”的含义。    根据周人的观念，在“天下”这样一个总合的世界，由“王”直接施政的王畿之地处于一个中心位置，是“天下”的核心层次，王畿以外的四方诸侯则处于第二个层次，而四方夷狄又处于诸侯以外的第三个层次。这种“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给殷周人提供了一个价值本原”④。

试论儒家文明中的涉外理念
“亲仁善邻”、“和而不同”、“以力辅仁”——儒家外交的基本理念
3～6世纪僧人的流动与地理视阈的拓展——对华夷观念变迁与“昆仑中心论”产生的地理学考察
荀子用兵之道与唐太宗安边制胜之策——以唐征服东突厥为中心
唐初统治者涉外思想的变化
“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
司马光的华夷观研究——以《资治通鉴》为中心
简论元代封贡体制的建立及外交政策的变化
乾隆帝西洋观初探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天下”概念与西方的世界观
从周边看朝贡体系——《历代宝案》与琉球海洋网络
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
来华琉球留学生与儒学在琉球的传播
程顺则与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
浅析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转型过程中的差异——以“球案”为中心
乾隆朝对缅政策述论
广州体制与澳门模式比较研究
马戛尔尼使华与天主教传教士
传统思想与清末对外政策——从鸦片战争之后对与列强关系的反应谈起
儒学经世传统的复兴与近代中国的中学和西学观
“华夷秩序”在近世日本——以新井白石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为中心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