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男，（1961-），河南安阳市人，1978年2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85年研究生毕业，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作者曾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以政治权力的“非绝对化”为基础、以“重礼义、讲道理”为核心内容的春秋贵族思想，分析了春秋贵族政治向君主专制政治转化的一些重要关节点；提出以“任人自为”为核心内涵的老底思想对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具有永恒的“警示”、“参照”和“引领”的作用；提出荀子对“成系统的思想”的追求和韩非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其思想产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重要原因；提出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非判断思想是否“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提出应该从“私人领域”的视角和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的层面来认识陶渊明的价值。上述观点均不无新意且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是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及对春秋贵族思想作的深入地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共收录其研究论文20篇，具体包括《法家历史观的“进步性”辨析》《孔子自我意识论》《试论庄子“精神超越”的限度》《论韩非对老子的修正》《论陶渊明超世不绝俗的积极人生选择》等。

    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礼”是春秋时代政治规范的核心要素，“礼”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政治权力非绝对化（即任何政治势力都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条件下各种政治势力在遇到问题和分歧的时候需要“讲道理”，春秋也因之而成为古代中国仅见的人们在政治实践中普遍“讲道理”的时代。“讲道理”与暴力强制和功利追求正相对待，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作为“道理”核心内容和“讲道理”基本依据的“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决然不同处”①。在古代中国“功利”与“实力”和“暴力”往往密不可分，因为追求现实功利往往需要拥有实力和行施暴力，而“实力”和“暴力”又必然以追求功利为最终的归宿。把国家的各种资源全部集中于专制君王的掌控之中，在短期内无疑是追求“富国强兵”等功利目的的“国家”提升其实力和行施暴力能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与对“功利”、“实力”和“暴力”的崇尚密切关联。
    徐复观先生指出“封建制度渐渐崩坏的过程，即是专制政治渐渐形成的过程”②，蒙文通先生指出“春秋以来之贵族废，……而君权极矣”①，余英时先生也把“贵族阶级”被早早消灭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和长期延续联系在一起②。

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春秋、战国时代的“忠”观念比较
法家历史观的“进步性”辨析
从“制约权力”到“自我约束”——春秋政治的重要特点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
孔子自我意识论
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礼”内涵新探
试论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与自我实现
试论庄子“精神超越”的限度
论商鞅的一元化思想
论荀子对孔子的修正
从荀子反观老子思想的价值
论韩非对老子的修正
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阮籍、嵇康人生道路的比较
《列子》非理性思想的批判
论陶渊明超世不绝俗的积极人生选择
从“私人领域”的视角认识陶渊明的“唯一性”
陶渊明“自我意识”简析——兼与景蜀慧先生商榷
试论陶渊明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兼与王国璎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