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泽厚出版了一本名为《艺术学大纲》的书，该书“第九讲”在谈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特征时涉及艺术生产问题，认为艺术生产与其他生产明显不同，它不是“以用机械的方法无限的制作出来”，但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很特别的产业部门”，因为“在资本制度社会之下，艺术的作品，虽不是完全基于他们的天才与教养，但是他们的作品，无论如何，总是想以金钱来换掉或估计它的价值的。这就是艺术的商品化，这就是艺术的巨量生产的特殊现象。”[56]这里不仅指出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不同，而且初步意识到艺术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现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富有眼光的，但该书又将艺术生产归结到精英化、贵族化上去，而没有看到社会生产专业化以及工业化才是其中关键的因素，也说明了这一理解的肤浅。张泽厚关于艺术生产的阐述源自于A.波格诺达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陈望道在该书“译者序言”中将其视为一本“系统地科学地叙述社会意识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发达史”。[57]该书分“原始社会意识时代”、“权威的社会意识时代”、“个人主义社会意识时代”以及“集团主义的社会意识”等四个时期进行了阐述，其中“个人主义社会意识时代”在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考察时论及艺术生产问题，从“商品灵物崇拜”以及“个人经济与私有财产制度”两节中可以约略看出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至于张泽厚是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进程是在该书出版近50年之后才开始起步和迅速推进的。这样看来，张泽厚考察艺术生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指向于文艺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实际功用的，这从他在《艺术学大纲》第九讲最后的呼吁中可以清楚看出：天才的艺术家要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洞察社会的变革和新的时代的到来”，彻底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意识而“效忠于新的社会”。[58]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