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复杂性转向
三、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的建制、一种累积的知识传统，总是受着一定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调整和制约。那么，复杂性科学被视为传统科学的一种新转向，这一转向在文化视野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当代文化的显著标志是后现代转向，这一转向与复杂性转向又有什么关系呢？二者是否有着某种时代的彼此呼应？
理性的断裂
20世纪60年代，一批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宣称要与现代性决裂，当代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由此滥觞。尽管保守的现代主义者仍在否认文化转型向度的非连续性，认为当今时代仍属于“现代”的时代，它还有待于在其发展中进一步完成现代性。但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则反复申明这是一种本性的断裂，宣称现代性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当下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一种后现代性之中”。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在两种极端中发现了断裂处的连续，认为当代文化的这种转型是转向而不是断裂。虽然这一转向确实很剧烈，但当代社会的发展还离不开“现代性”的某些动力。显然，无论是“转向”还是“断裂”，都表明变化正在发生。旧的正在消解，新的却还未形成，一切都处于对立与变化中。
后现代的决裂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理性的断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增长的极限”及全球性危机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信念造成的恶果。市场经济的扩大化、文化的商品化与景观化、分工的专业化等都在理性的驱动下过度发展，这使个人消失在这种过度发展的功能之中，人成为理性齿轮上的一个构件。继尼采呼号“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又宣布“人已死了”，信仰与主体均在膨胀的理性中消亡。哲学、艺术、文学特别是科学领域都笼罩着一种失去绝对根基后的危机感、断裂感，充斥着人们对理性主义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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