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小说概念的无限扩张体现了哥特形式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哥特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我们看到无论是建筑、雕刻还是绘画，哥特形式都背离了先前的古典主义艺术目的与范式。在18世纪，“哥特”概念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批评色彩，它代表了与新古典主义、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相对立的价值体系与美学取向。在与这些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中，哥特一开始便具有一种叛逆性和颠覆性。
哥特小说作为哥特形式在文学中的表达，秉承了哥特的夸张与怪诞并进一步放大了它的“恐怖”。哥特小说通过“恐惧”以及对制造恐惧的文化机制的剖析来揭示隐蔽在光明视像下的阴暗与罪恶。恐惧来自深层的文化焦虑，在哥特小说中恐怖被具象化，以形形色色的幽灵鬼怪、超自然力量以及独特的空间形式出现，尤其是18世纪末哥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城堡与修道院。这些阴暗、恐怖、神秘的中世纪建筑构成了哥特小说的黑暗心脏，而它们所象征的政治、宗教与性别上的专制与压迫乃是这一时代的恐惧之源。幽灵城堡在文学中的泛滥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嘲讽与戏谑的对象，简·奥斯丁（JaneAusten）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7）便是对以安·拉德克利夫作品为代表的哥特小说的极大讽刺。19世纪初，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哥特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小说中没有废弃城堡，没有妖魔鬼怪，取而代之的是异化的实验室与科学怪胎。玛丽·雪莱为哥特小说引入了科学怪人这一人物原型，并深化了哥特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小说突出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挣扎、负罪、偏执、自我分裂以及妄想的破灭。《弗兰肯斯坦》的发表也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哥特小说时代的结束，它对科技文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探讨，开启了科幻小说这一新领域。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哥特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宣泄恐惧与焦虑的新通道。狄更斯的作品表明在繁华的帝国大都市里，在进步与文明的表象下仍有如此之多的阴暗角落与地下通道。这些弥漫着腐臭的阴暗地带隐藏着现代机械化大生产制造的罪恶与腐败，也潜伏着原始的破坏力量。哥特故事的背景也由遥远的古堡搬到了工业化大都市。而勃朗特姐妹的爱情故事则将安·拉德克利夫的模式移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庄园和宅邸，并将这一时代的恐惧以压抑的性与疯癫的形式表现出来。恐惧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熟悉的家园，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
推动恐惧进一步内化的是哥特与美国文化的接壤。19世纪初美国小说的崛起正值哥特小说在英国与欧洲广为流行之际，因此美国小说天然承袭了哥特的风格。哥特形式与该国的拓疆历史、清教主义传统以及复杂的民族与种族冲突相结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美国哥特并在其南方文学中大放异彩。以爱伦·坡、霍桑等为代表的美国作家把道德探索同心理探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畸形、变态、分裂等心理疾患来展示“心灵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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