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源头在哪里？
如果要寻找它的起点，不能不从中医药学自古就有的“药食同源”又称“医食同源”说起。
“药食同源”和“神衣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一样，是对医药起源的概括。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形成了原始的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进入氏族公社以后，狩猎和捕鱼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劳动内容和生活来源，又发现了一些既可食用又可治疗疾病的动物药。氏族公社后期，人类定居下来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了条件对农作物和植物进行长期细致地观察和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的药物。
一般认为，真正的矿物药的出现是随着金属冶炼时代俱来的，对矿物药可能的药效较之对植物药、动物药的认识要晚得多。所以，谈“药食同源”主要是针对较早发现的植物药、动物药而言的。
我国将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无不归功于神农氏（炎帝）。（（淮南子·修务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即是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发现药物、认识药物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当然，药物的发现不仅仅是神农氏一人所为，而应当是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群体的结晶。我国原始社会最早从生活、生产实践中发现和使用植物药，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总结。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其经验的积累应当是从十分零星和肤浅的认识开始，逐步积累，然后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动物药的发现与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狩猎活动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重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的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骼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随着社会的发展，狩猎逐渐进步到驯养和畜牧业的产生，又使人们对动物药认识的领域更为广阔和深入，同时也不断加深了人们对动物解剖知识的积累，这些都是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基础。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有“藕皮止血起自疱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述说的是，厨师割破了手，却发现藕皮可以有止血的作用；吃了牵牛子产生了利水的作用，这是由田野中的老人发现的。正是因为由食物进而药物的认识过程，所以有“药食同源”之说，这应当是其本义。
“药食同源”的概念也有进一步发展，即认为：许多食物可以药用，许多药物也可以食用，两者之间有时很难严格区分。中医药学有关中药是一个非常大的药物概念，众多的植物、动物、矿物等都可归属于中药的范畴。一般而言，举凡中药，大都可以食用，只不过是一个用量上的差异而已，也就是说：毒性作用大的食用（使用）量小，而毒性作用小的食用（使用）量大。因此，特别是在早期的医药实践中，有许多味的药物和食物是不分的，两者是相对而言的：药物也是食物，而食物也是药物；食物的副作用小，而药物的副作用大。这应当是“药食同源”的另一种含义。
当然，现今对中药中的药物与食物，为了管理和应用上的方便，国家管理部门进行了一定的划分，用法规的形式规定了药食两用物品的种类。被列为药食两用的几十个品种，既可以入药，也完全可以当做食品应用，如可以在食品或功能性食品中添加，而其他不属此类的中药品种，则必须按照药品管理法规的要求，由专业技术人员合理使用。
现今，人人都知道从国外到国内，食品与药品监管部门往往是一家——食品药品管理局，这难道不是对药食同源的另一种现代诠释吗？
由“药食同源”我们可以发现，食治、药膳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
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分管食疗和药膳的“食医”。以后历代朝廷均设有类似医官，元朝称“饮膳太医”，清朝称“御膳太医”。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周礼·天官冢宰》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治病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说“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黄帝内经》中仅仅列有13首方剂，其中属于药膳的方剂就达6首，最典型的是“四乌贼骨一芦茹丸”，丸以雀卵，饮以鲍鱼汁，方中用到了在现代人眼中颇为高贵的食材。与《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中也提到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如：“榱木之实，食之使人多力；枥木之实，食之不老；猩猩食之善走。”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载药365种，其中药食兼用者就有150种左右，其中包括谷、米、果、木、草、鱼、禽、兽等种类，具体的如大枣、芝麻、葡萄、核桃、百合、莲子、蜂蜜、薏苡仁、红枣、莲藕、山药、赤小豆、龙眼肉、食盐、葱白等。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并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其中属于虫类、果类、米食类者有195种。
东汉名医张仲景也说：“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若得宜则益体。”并首创了“当归生姜羊肉汤”等有名的药膳方剂。他既重视“祛邪”又注重“扶正”，不只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药理论和治疗方法，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临床上对粳米与药物合用的经验（如白虎汤），间接促进了食疗的发展。
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收载食物约有150种之多，强调“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他又说：“夫为医者，当需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重视食疗，创立有药膳方剂十余首。养生与祛疾，先食疗后命药的原则至今仍值得遵循。
唐朝孟诜在《千金·食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补了许多食物药，写成了《补养方》一书，是集唐代以前食疗之大成者。该书后来又经过孟诜的弟子张鼎改写为《食疗本草》，成为我国最早的药膳食疗著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