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动荡，医疗事业也受到很大影响，民间缺医少药情况更加突出。贞元年间《颁（广利方）敕》反映的就是安史乱后的状况：“或僻远之俗难备于医方，或贫匮之家有亏于药石，失于救疗，遂至伤生。”①吕颂《为张侍郎乞入觐表》反映了贞元年间黔中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状况：“臣从去年冬初，忽染脚疾，……（黔中）绝无医人，素乏药物，深山穷谷，无处市求，任重命轻，何可言疾？”②李德裕被贬到崖州后曾经有《与姚谏议邰书三首》，提到了当地缺少医药：“（在崖州）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属纩者数四，药物陈裒，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③德裕虽然左降，但是毕竟曾为一朝宰相，他尚且无医药可治，百姓情况可想而知。杜牧《祭周相公文》提到了睦州的情况：“万山环合，才干余家，夜有哭乌，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④《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91号《唐前卫尉卿赐紫金鱼袋张公夫人太原郡君郭氏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郭氏随丈夫贬谪到汀州，“属地多温湿，疾染膏肓，土无医和，宅有妖佐”。《千唐志斋藏志》第1119号大中年间《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在海南“涉海居陋，无名医上药可以尽年”。晚唐时期的刘允章曾经有《直谏书》直言民有八苦，其中第八苦就是“病不得医，死不得葬”。⑤这些史料说明至少在部分地方民众极端缺乏医药保障，医疗机构亦不健全。而且纵使当地有医博士、医学生，水平恐怕也不高，《朝野佥载》卷四记载魏光乘为人刻薄，好给人起外号，把拾遗蔡孚称为“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足见地方医博士口碑不佳。唐代制度，在外官员五品以上有疾患者官方供给医药：“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致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给医药，在外者，亦准此量给，以官物市供。”⑥即便是五品以下官员，可以想见地方医博士也会首先服务于他们，但是官员们显然对地方医疗水平缺乏信心，经常要求回京疗病，此类例子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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