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雷恩使用了神经成像技术建立因殴打配偶被判犯罪的人的大脑活动模式，结果发现这些罪犯是在受到害怕遭到抛弃的心理这种非常特殊的情感折磨下施暴的。
当对这些施暴者宣布庭审结论、让他们知道遭殴打的配偶宣布独立并正式离异时，这些人的大脑里与焦虑和愤怒有关的区域便表现得异常活跃。这对治疗此种倾向，并通过实现更丰富的社会交往而终生防范此类行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这项研究结果，仅仅是促使我们对罪与罚进行重新思考的不断扩大的证据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的工作一方面向全体民众提供科学依据，证明人类需要一个更为慈悲的温暖社会，伺时又证明投资于实现更好的社会，终究会得到极大的回报，打破恶性循环的链接，让大家都更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使存在问题的人更多地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展望未来，我们至少还可以期待会有另外两大类重要事件发生。由于有科学证据表明，犯罪行为经常同大脑病变和功能萎缩有关，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被告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说什么有“魔鬼诱我这样做”。既然会出现这种可能，司法系统就得顺应，制定出合理、明确而又可行的标准，据以判定犯有罪行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或不应当受到惩处。
大脑是决策的司令部。既然我们对破坏决策能力的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就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际看到错误行为是否是大脑里“线头搭错”的结果。帮助瘾君子脱瘾就是具体、可能实现的结果之一。例如，美国大城市里因重罪而被捕的人中，55%～90%的控制药物或酒精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州立监狱中30%的关押者和联邦监狱40%的在押犯，所受指控都与毒品有关。不妨将嗜毒看做是用来与精神疾病带来的内部焦虑相对抗的自我控制方式，只是选择不当而已。这种设想将瘾君子们放到了不会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地位上。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只是聊想摆脱某些使他们痛苦的体验而已。
专家们还估计，约1／4的在押暴力罪犯之所以使用暴力，是由于包括反应迟缓或者物理性损伤在内的多种大脑功能缺失导致的。在解剖被判有罪的杀人犯处决后的尸体时，经常会发现脑震荡造成的脑内额叶区的大面积损伤。在过去几年中，报纸的体育版报道了许多原美式足球职业球员的悲剧。这些人经年尽全力用自己的魁梧身躯冲撞同样强壮的对手，造成了无法治愈的大脑损伤，他们要么暴毙，要么落残。
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初能够正确地审理麦克诺滕一案，当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将上述想法再施之于其他场合，比如，设想医学界的神经科学家发明了治疗暴力和反社会倾向的方法，结果又会如何。把神经科学知识和法律体系结合起来，可能会形成人们既尊重事实、又宽大为怀的理念，同时促使人们少乞灵于严打、多立足于救助。这听起来似乎不很务实，但现实是我们的监狱里关押的犯人一直在不断增多，不管建立多少新设施，都有迅速人满为患的可能。与其花钱建立监狱来限制已经成为职业罪犯的人，不如利用脑科学来帮助我们找到犯罪原因并挽救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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