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好看的深红色时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20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然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医生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的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儿赚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前。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问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了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省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哥比她大3岁，擅长运动，在家中享有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时，凯瑟琳明显变得焦虑而紧张。她说话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靠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扰。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噩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她时，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的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渡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她的吞咽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根有所帮助，凯瑟琳和其他类似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的出奇得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竭力去回想时，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段。5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11岁时，她母亲突然变得很沮丧，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的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亲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寻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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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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