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肯被确诊得了肾衰竭之后不久，医生告诉我们，要想延续他的生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器官移植，同时还要立刻开始定期的透析治疗。医生在他的胸部安装了一个接口，紧接着就把他送进了透析室，我们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不知道透析到底有多痛苦，我只知道，自己在一向坚强的丈夫眼中看到了泪水。三周后的感恩节，他恰好要去做透析，所以我们没有参加家庭聚会，只是在自己家里简单地吃了顿饭，然后做了简短的祈祷：“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一起。”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每一天我们的情绪和想法都会像钟摆一样摇来荡去。眼前的困境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也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殆尽。器官移植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唯一希望。突然间，我们迫切地希望和家人、朋友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想把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尽量延长，这让我们不得不放下身边的琐事，尽情地享受生活。
12月的一个早上，天空飘着雪，医院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肾源。医院离我们很远，我们必须马上起程。冒着暴风雪，我们朝医院赶去，到那儿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左右了。就在肯为手术做准备的时候，一个护士抱着一个写着“供移植人体器官”几个橘红色大字的箱子走了进来。准确地说，那应该是个冷藏箱，看样子能装下六大瓶汽水。哇！他们竟然把一颗肾放在了床上！我们一脸惊讶，还得紧绷着不笑出来。我和肯都看了看那个箱子，然后对视了一下。
带着这种可笑的怀疑，我嘀咕了句：“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肯温柔的笑声让本来紧张肃穆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起来。他被推进手术室前留给我的笑声是上帝赐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互相亲吻，轻声说“一会儿见”。几个小时后，那颗健康的肾被移植到肯的体内，并且立刻就开始了工作。
那年的圣诞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记忆。我们的儿子大卫从学校回到家里，肯也在慢慢地康复。那些日子隔一天就会下场雪，但我们心中的感激比壁炉里的火焰还要炽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敬畏中度过。一份器官捐赠拯救了我们两人的未来。直到今天，我们全家都铭记着一个事实：是一个生命的陨落才让肯的生命得以继续。我们从不认为这种幸运来得理所当然。在某个地方，那位器官捐赠者的家人可能正对着一张空出的位置哀伤哭泣。每当肯吞下大把的药片，每当他抽血的时候，我们都会虔诚地记下这些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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