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从必然到自由的发展,人类生育行为从无序到有序、从盲目到理性的历史趋势,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生育行为是人类实现种的延续、类的繁衍而产生的必然行为。然而,人类的生育行为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生物的、纯自然的行为,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内容。马克思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①正是由于人类最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才生产出了人类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因此,人类的生育行为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盲目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胎而出,人的所有行为都带有显著的动物性特征。早期的原始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极其低下,尚无力认识生育的奥秘,当然也就不可能对生育行为进行自觉的理性调节。所以,原始人类早期的生育行为是盲目的、无序的,与此相联系的婚姻方式也尚处于杂交状态。自然规律在人类生育活动中起着根本的:唯一的调节作用,人口的数量、质量都取决于“天然的秩序”。“所有不控制自己生殖的物种都靠饥馑、寄生虫、捕食性动物代替自己来进行这种控制”。②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生育行为就处于这种自然调节的阶段上。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原始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逐渐地提高,他们在生育经验的积累中部分地认识了生育的奥秘。为了提高氏族人口的质量,原始氏族内部对人类的两性关系做出了最初的道德规定,排除了族内婚,禁止了血缘群婚,这就有效地控制了因近亲繁殖所带来的遗传性疾病,使氏族出生人口的质量得到了提高。这就是人类最原始意义上的“计划生育”。它第一次使人类的生育行为注人了自觉理性,使人类的婚姻制度走出了杂交状态,显露了人类生育文明史上的第一缕文化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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