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刘墉)和高希均教授率台湾地区畅销作家访问团到海峡对岸,随身带了几十本新出版的《杀手正传》送给文友。没想到不久之后内地就出现了该书的盗版,而且错误连篇,所幸接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信,表示可以接洽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就这样,我认识了该中心负责台湾地区事务的游涵。游涵那时不过30岁,最初接触时,他给我一种玩世不恭的印象。后来见到他草拟的版权合约,又一惊,居然是我看过的最严谨且能保护作家的文件。看在这合约的分上,我把处理版权的事务交给了他。只是接下来又有些琐事让我不悦,譬如有一年春节我由美国打手机给他,他接通后却要我等,说要接另外一个电话(事后得知是余光中先生从台湾高雄打给他的)。结果我一等就是15分钟,后来他重新接起,居然说:“哟!您还没挂啊!”照我过去的脾气,早火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目中无人的年轻人,竟让我感觉到一种真实、纯粹和恃才傲物——这倒像是当年的我。而且听说他不但自己为我校对,还请他作为专家教授的母亲帮着校,进而知道他父亲是位名医,妹妹是眼科医生,之后,眼前浮现出一个温馨家庭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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