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教育，必须谈谈中国的教育史。
原始社会，“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不难发现，教育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是大众化的，因为教民育人是维持整个部落发展、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
到了奴隶社会，夏、商和西周开始推行奴隶贵族政治，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府尹”，其教育对象只限于贵族子弟。“礼不下庶人”，此时的教育出现了等级分化，奴隶几乎是接触不到文化教育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传统贵族秩序被打乱，官学教育体制也随之被打破，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于是，一个特殊群体——士人群体，应运而生。由于思想和教育活动是维护统治的基础，为求生存和扩张，各国统治者极力网罗和重用这些贤士。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同时又相互吸收、补充，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极力推崇法家思想，他以暴力苛政实现统一，以法为宗，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刘邦建立大汉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经济和民间文化的自由发展。然而这种“无为”不利于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到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教育。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而此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儒学反而不受重视。在国家选拔人才方面，逐渐演变成贵族化制度，以至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格局。
由于贵族化权力制度无法调和社会矛盾，隋唐统治者推行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随后，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沿用。这种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推行长达1300年之久，甚至于至今仍然如此。这也是中国教育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到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这一思想僵化、空洞，遭到王阳明为首的“心学”学派的反对。王阳明提出“心即理”，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教育，他的这一教育思想，体现了儒家的实习实行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和人本主义色彩。后来王夫之、颜元等人又倡导“实学”、“实用”的教育理念，对理学教育和八股取士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然而这种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自由萌芽”的思想，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和鸦片扼杀在了摇篮中。
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中国教育的分水岭。西方的民主、人权、科学和自由被强行嫁接到中国的教育体制上。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由于日本的入侵，加之国共两党的不和，教育再次陷入困惑迷茫之中。
国共“分手”后，共产党的早期教育是按马列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但最终还是失败了。遵义会议后，共产党重新确立了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共产党将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工农革命教育，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为指导，紧密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面向工农大众，走群众办学路线，建立起一个由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儿童教育构成的全新的教育体制，在办学和管理形式、学制和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了众多创新和改革。这种“全民革命教育”在支援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当我们直接沿用革命时期的教育形式时才发现，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统治遗留下的经济基础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那时我党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什么也没有明确的概念。面对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的执政党人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必须进行一场大变革。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却演化为一场政治运动，中国文化几乎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革了命”。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施行。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成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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