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记者都在寻找三位名叫“CHENM.Y”或“MAYERCHENEY”的中国人。其中一位CHENM.Y是“轰动全国”的诗人，他因十几首诗与毛泽东诗词相混淆而受冤狱，他写的现代新体诗有几十首编入《中国当代七名诗人选》（有中文本和外文译本）；另一位CHENM.Y是在中文信息处理和数理语言学等科研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在计算机科学、现代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也很有造诣；还有一位CHENM.Y是著作很多的人文学者，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最早主编一套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视听教材。多年以后，各国记者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三位“CHENM.Y”竟是同一个人！他就是《那时的大学》作者陈明远，生于20世纪40年代。他受到许多文化名人的信任、关怀和挚爱，但他最大的乐趣是默默耕耘、静心思考，不求闻达，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1914年以后，马相伯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马相伯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他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函夏”一词，出于《汉书。扬雄传》，指全中国；“考文苑”，类似研究院、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目的在网罗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词典、校勘古籍、奖励优秀著作、表扬高尚德行，惜未办成。
    马相伯与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一起，联名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学。他又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
    1915年7月，马相伯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亲自祭天祭礼，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辟封建帝制。袁氏党徒并欲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马相伯坚决反对，著有《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等文，并为全国各区教会代拟五篇请愿书，以“信仰自由”为根本，驳斥立孔教为国教之荒谬无理，并批驳所谓“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
    袁世凯称帝复辟之前，派他最亲信的儿子袁克定，征求严复、马相伯的意见。可惜严复受了欺骗、诱惑，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这是严复一生最大的污点；对比之下，马相伯虽也深受胁迫，心知“非口舌能争”，却毅然实行消极抵制。马老愤于袁世凯窃国称帝，辞去袁氏总统府里的高级顾问等要职，回到上海创办《天民报》，亲自撰文抨击袁贼“帝制自为”的丑恶行径。
    1918年，马相伯发表〈民国民照心镜》一书，系统阐述民主共和的原则，提倡人民自主、地方自治，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断言“百复辟，百自亡”。马相伯与章太炎等革命元勋一起，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至今仍是我们知识阶层的表率。
    1919年，马相伯已届80高龄，年老体弱，“厌闻时事”。此后，他虽在名义上担任过中国科学社董事、江苏省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天民报》总主笔等，但这些职务，有的属临时性质，有的为挂名闲差。垂暮之年，主要在家中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唯对教育独立和宗教自主的事业关心不已。
    马相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对某些外国传教士利用特权进行侵略活动的行径，十分愤慨。他认为“中国人并不反对天主教，而是反对外国的殖民政策”。他希望中国人自己充当司牧，自己传教。他主张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应“改为中国籍”。马相伯是天主教信徒中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领袖。
    马相伯再次倾产捐资震旦大学后，法国天主教表面上承认他是创办人，奉为董事长，但不让他过问校务。马相伯对法国教会的一些做法非常反感，他说：“震旦请洋教习，月俸有六百金，合银圆八九百者，聘华教习，虽五十元亦吝之。”对于这种民族歧视、不平等待遇，表示愤慨。
    1928年在震旦大学成立25周年的庆祝会上，马相伯指出：“震旦学院成立较复旦、大同大学为早，而成绩落后于复旦和大同，希望努力赶上。”
    历史表明：有外国财阀和宗教势力撑腰的“震旦大学”，虽然经费充裕、校舍精致，在“银子”、“房子”等物质条件上，比民办“复旦大学”的经济实力不知雄厚多少倍；但是历经艰险、奋发图强的“复旦”，则在“出入才、出成果”等方面，远远超过“震旦”。同为马相伯老前辈创立的两所高等学府，它们的不同发展道路，值得后人深思！
    ……

序
清代晚期的“西学”学堂
清明末年学堂的缓慢发展
我国最早的现代化大学——北洋大学
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到北京师范大学
民国前期的北京大学
从“游美学务处”到清华大学
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南开
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
教会学校的体制和经济生活
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大学
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
上海私立大学的“四大金刚”
我国历史上的大学生费用
抵制国民党的“党义”和训导制
两个犄角——东北大学和四川大学
附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