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研究，如崔希亮（2003）和崔希亮（2005）等，虽有较大规模中介语语料的支持，也是针对不同国别学生的习得情况考察，但遗憾的是没有双语的对比研究，对于中介语表征无法进行双语对比的原因分析。而且崔先生的研究中不同国别学生的中介语语料也不平衡，也没有对中介语进行分级考察。因此，其研究所得出的学习难度顺序只能是一个粗略的顺序，并不能反映具体介词在不同学习阶段的表现情况。进行分国别的习得研究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但它需要各种研究条件都具备，这样的研究才完整，其结果才可信。
另外，目前的汉语介词教学研究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多数的研究只进行偏误分析，没有考察学生完整的习得过程。Schachter（1974）指出，单从错误数量上并不能看出学生掌握某一结构的能力，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回避使用某种结构，他们使用的数量偏少，产生的偏误也就相对较少；如果他们大量使用某种结构，可能出现的偏误就会较多。所以，只关注学生的偏误，而不关注学生习得了什么，这样的研究是片面的。在教学中也不能仅盯着学生犯了哪些错误，而应该看学生掌握了什么，这样才能对教学有所促进。从以往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很多研究使用的用例都是教学过程中收集的偏误用例，而不是来源于中介语语料库，这是目前介词习得研究的另一个不足。真正的习得研究应该是从学生的中介语表征出发，考察学生的所有正误用例。这样才能得到学生不同语言项目的习得顺序，对教学才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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