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杰，1975年9月生，河北清河人。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获博士学位，师从张振林教授。2005～2007年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黄天树教授。2004～2008年任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出版专著《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上下，线装书局，2009），在《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学术研究》、《语言科学》、《古文字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是在作者历年撰写的论文中选择22篇加以结集而成，包括商周金文、战国简牍文字、汉字学、《说文》学、文献学以及新发现的楷书阶段文字资料的整理与考释等几方面的内容。总体上，除个别篇目外，都属于文字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范畴。《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在金文文例、金文字际关系、金文语词研究方法、简牍文字异形所反映的文字学现象等方面做了可贵探索；利用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对古代字书类文献引《说文》资料的整理方法做了新的探讨；对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重要论题做了新的解读；对春秋时代的文献自觉问题做了新的阐述。《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可供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汉语史、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者参考。

    在约定俗成过程中，将已有的常用字及构件（字素）的形状逐渐固定化。不够明确之处，用加笔、减笔、改笔形等方法改进象形符，或加注指事符，使字义更明确；在音读易生歧误的象形字旁，加注同音字，使读音更准确；或在借形记音的基础上附加象形表意字符，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形声字（《羡符》131页）。早期形声造字法还处于自发阶段，那么如何使文字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这是古人不断进行探索的课题。由于象形表意的种种局限，当时人们急于需要做的是探索突破象形表意框框的新造字法，此时便进入假借阶段，据研究，甲骨刻辞同音假借的数量高达70％多。假借即借同音之形来记词，是割裂原有的形义关系，使形变成只记实际用词的音义符号。用有限的符号和读音来记录相当广泛的语词就必然走向假借。假借几乎是跟象形表意同时产生的东西。但是，古汉语单音节词占统治地位，同音词特多，这就出现众多的一形记多个同音异义词的现象，在离开具体语言环境下，文字的歧义理解使文字的社会功能大受影响。因此，假借仍不能圆满解决文字记录语言的问题。象形表意和假借都逐步趋于黔驴技穷，造字法的发展便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形声造字法。自商代后期始形声字就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当时的形声造字法，有的是在原有的象形字上加注声符，更多的是在原来的同音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这是早期形态。直接用声符和意符拼合造成新字，那是形声造字法成熟以后的事。形声字是形音义一体的符号，是最能产的造字法，这一点是所有研究汉字的专家的共识，先生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形声造字法成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形声造字法只有进入音符和意符直接拼合的时期，文字才算进入自由造字时期，在这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表达语言、记录语音的需要，按照意义类属，选择相应的意符，然后可任意选择一个同音字（通常多取较简单而常用的同音字）结合而成新字。而这种自由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那就是要有足够完善的声符系统和意类符系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意类符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条件需要人类认识的长期积累。意符的类化需要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理等进行归类，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金文看，自然物方面的意类符较早出现，比较细致的心理活动及通过人类活动开发创造的事物的意类符出现较晚，心理感情活动的意类符产生更晚，如带心旁的字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西周很少，商代几乎没有。需要人类创造开发以后才认识的事物又需要对它归类，这类意类符产生也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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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序
凡例
商代金文文例研究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金文中之“女子”铭辞说略
谈视簋铭中“肇享”的意义
——兼说册命铭文中的“用事”
读《首阳吉金》札记
金文字际关系辨正五则
金文字际关系续辨(二则)
谈金文中的“顺”字
说登
再说《左传》之“弗宾”
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上博简拾零
楚简札记五种
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札记
异体字论稿
再论汉字发展史上的简化、隶变和“书同文”等问题
关于仓颉整理、统一文字说的重新检讨
——谈由于文献误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
谈如何整理古代字书类文献中的《说文》资料
——以北宋四大字书为例
张振林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和对金文研究的两大贡献
——张振林先生学术述略之
文献学三题
记新发现的《故大唐董府君墓志铭》
记新发现的一批清康熙至建国初年的连氏家族契约文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