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后代版本演变的因素，比勘异文，强调不同版本的仔细比勘，注意避免“时代的错误”，即错误地把后一时期的语言现象当作前一时期的语言现象，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没有选择好的版本，而使用了时代较晚的已经过后人改动的本子。如现存唐代禅宗语录大多是后世编纂的，难免会有后人的改动之处，有的甚至经过多次改订。如《坛经》有中唐的敦煌本、宋初的惠昕本、北宋的契嵩本、元代的宗宝本和明藏本等不同版本，其间差异颇大，后出的本子对前面的本子有改，有删，有增。现存最古的敦煌写本《坛经》已非原来面貌，大约已是五代写本，后出的本子与敦煌写本相较而言，改动当然也就更多了。如岑仲勉《隋唐史》据明藏本《六祖坛经·机缘第七》说唐代有“恁么”、“甚么”、“什么”等，然而《坛经》的敦煌本、覆宋本却都没有这些词。
后出本子反映后一时期的语言现象不能误作前一时期的语言现象，然而却为我们研究近代汉语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线索。同一文献的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反映的词汇变化大致代表了不同时间上的语言状况，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前后相近的几个时间点上相同语言现象变或未变的状况，提供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因而可根据同一文献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来考察语言的演变⑥。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世后，先后出现了蜀录、池录、饶录、饶后录、建别录、婺录和蜀类、徽类、徽绩类等多种朱熹讲学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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