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3 语用转向
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翻译研究中的先驱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语言学持批判态度，而随后的语言学家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转向语用学，促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对比文学中解放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机器翻译引起了科学领域的兴趣，一场关于翻译的大讨论随之开始。当时的研究人员认为，要得到机器全自动翻译的高质量译文，只要确保机器翻译系统储有详尽的句法规则、广泛的词汇、能高速处理意义不明确的词语就行了。这样的结论在现在看来确实比较天真。还有学者觉得这样不够，认为应该在机器翻译系统中加入人类知识的模型，毕竟翻译不是纯粹的机械活动。在语言学家中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1966年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公布其研究结果而告终：机器翻译的研究被认为对翻译实践没有任何提高。
笔者认为，完全的机器翻译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它，一些软件及数据库等都能有效地帮助译者，尤其在非文学翻译中，能为译者提供该领域的专业词汇、用法、相应的平行文本及相关资料。而在文学翻译中，将来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开发相关软件工具，为译者成功进行二次解读从而更好地完成翻译并提供相关资料支持。
这场大讨论得出的结论不够成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领域占了主导地位，非文学翻译在当时被明确划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乔姆斯基将语言看做一种天赋的能力，认为具体的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能理想化地生成所有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相当抽象的语言分析系统。这种方法最多只是分析句子，提供的例子也非常简单，比如：“John hit the ball.”就可以生成“The ballwas hit by John.”等句子。乔式理论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翻译学者们并不买他的账。他们认为语言实际上要比乔式的转换生成语法复杂得多，因为语言中有很多比喻，以及看似不符合语法规则但人们都懂的用法。笔者也同意这些翻译学者的观点。举个例子：“你平时在哪吃饭的？”“我吃食堂。”很明显，若严格地从语法上分析，“吃”和“食堂”怎么能作为动宾结构连在一起用呢？但是大家都懂这句话指的是：“我平时在食堂吃饭。”
在乔姆斯基忙着研究他的转换生成语法时，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 Lang shaw Austin，1911-1960）也为我们认识语言开辟了新的视角。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这场语言的“语用转向”中最为强劲的推动力之一。奥斯丁的这一理论认为，表意和行事是言语的两大功能，即：用语言来做事情。例如两人之间的对话，A说：“电话响了。”B回答：“我在洗衣服。”显然，A提醒B电话响了，是想让B去接电话，而B说他／她正在洗衣服，言下之意就是让A去接。他的模式后来在他的学生塞尔（John Searle，1932-）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从而促使之后的翻译研究将语言的社会和交际方面包括在内，也促进了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s）的诞生，为翻译的过程研究和译文研究提供了更具批判性和更有价值的、全面而跨学科的方法。
对语用转向作出过贡献的主流语言学家有很多，文献资料中也有详细记载。但对翻译比较感兴趣而又间接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发展的欧洲语言学家却不多。罗马尼亚籍的尤金尼奥·科谢里乌（EugenioCoseriu，1921-2002）、瑞士语言学家厄恩斯特·雷斯（Emst Leisi，1918-2001）和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菲尔莫尔（Charles Fillmore，1929-）就是其中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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