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金瓶梅》中，“武大郎的妻子”--这个身份符号其实只是一种掩饰，实际情况如何，张、潘、武三人皆心知肚明。潘金莲于张大户而言，是寄养的外室；于武大郎而言，是换取生活补助的工具。武大郎妻子的身份，只是给外人看的一个符号而已，三人并未认同。而潘金莲身为“妻子”，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也被三人弃之不顾。而当张大户退出，西门庆上场的时候，武大郎转换了身份角色，相应地也要求潘金莲承担起妻子的职责。而于潘金莲而言，她从来都未曾认同过武大郎妻子这个身份，所以根据这个身份的要求，去寻求自己作为妻子的人生意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而，武大郎与西门庆叫板，在她看来就极为荒谬。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潘金莲作为武大郎的妻子，“妻子”这一身份成为旁人评判她时，必然会考虑到的一个伴随文本。“伴随文本的主要角色，是把文本与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①作人“妻子”意味着一种社会约定，同时意味着要去维系一系列社会伦理准则，无论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对妻子的理解总是和社会文化观念分不开的。生于一定的文化之中的个人，在接受任何文本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关于“妻子”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的一套观念。为人妻子，自然不应与他人通奸，更不能与他人合伙谋杀亲夫。这是我们在评判潘金莲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先在理解。
既然潘金莲有了“武大郎的妻子”这么一个身份符号，那么在小说内外，她都会被放在由这个伴随文本召唤起的文化符号连续体中去理解，必然会被以一定的文化观念去评断。所以，在叙述世界内部，“武大郎的妻子”这个伴随文本可以起到掩饰她与张大户关系的作用，可以用来遮人耳目。但同时，这一伴随文本却又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作为判断潘金莲行为的参照系。社会文化规定的妻子规范，成为人们评价潘金莲时挥之不去的文化框架。当以“妻子”这一角色衡量潘金莲的行为，对潘金莲、西门庆和武大郎三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作出评价，其中孰优孰劣不言而喻。于是，潘金莲自然也就成了不守妇道的、令人唾弃的“淫妇”，西门庆成了奸人妻女的淫棍，而武大郎自然就成了值得同情的、可怜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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