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阐释学派里有一位学者让·贝赤勒，继承并发展了道格拉斯对自杀的社会意义的分类研究法，与道格拉斯相比，他的理论不仅较新，而且对自杀的研究也相对完整，分类比较全面，对文学批评有更好的指导意义。例如，贝赤勒下的定义是：“自杀，是指所有寻找或找到解决人生存在问题的行为，它通过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采取某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定义不仅契合了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而且包容了评论自杀行为时要考虑的外部及内部冲突。所以贝赤勒指出，理解自杀需要回答“为什么”，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解释促成自杀的原因，又要描述自杀的目的。第一步是以“自杀原因”还原当事人的处境，随后再通过“自杀目的”评价行为的意义（贝赤勒，1979：53）。
可以说，贝赤勒和其他阐释学派的理论构架，已经为全面中允地评价昆丁的自杀开辟了道路：把昆丁的行为放在意义追寻的层面上，通过挖掘外部变量如种族、性别、家庭交往模式，观察昆丁在与传统和他人的沟通过程中，是如何感受到重重束缚与困扰的。借用贝赤勒的原话，也就是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当事人决定采用以自杀为问题的解决方式？”（贝赤勒，1979：54）对这一原因的追溯，必然要引入对昆丁处境的调查，从而确立他个人的问题，评价昆丁最后选择的价值指向。
就自杀价值取向这一题目，有必要提到贝赤勒对文学研究的另一个贡献：他提供了四种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很实用的自杀价值模型，并且指出在实际的事例中，一个自杀行为可能结合了几个价值取向（贝赤勒，1979：59-206）。前文提到，传统上对昆丁的自杀意义看法纷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是只考虑某个单独的环境或心理因素，二是忽略了人行为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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