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义荣（1972－），安徽无为人。199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05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现为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主要成果发表于《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华文教学与研究》等。

    《言语社区和语言变化研究：基于安徽傅村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以安徽傅村为个案，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与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傅村在改革开放后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如社会流动的更加活跃与自由、生产领域的非农化、生活领域的商品化以及科技条件的改善等等，都影响到了傅村入所用的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此外，《言语社区和语言变化研究：基于安徽傅村的社会语言学调查》还对社会语言学界较为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言语社区的界定问题、语言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的关系问题，语言与文化问题等。虽然这只是一项小范围的实证研究，但无论是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对于当前的语言学理论研究，都是一次有益而必要的补充。

    这种“语言反映文化”的观点在中国内地地区尤其流行，无论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语言学，还是其他涉及“语言与文化”的领域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一观点而展开研究的。例如，游汝杰（1993：16-17）在其《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中提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很密切”，“语言是高一层次的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现象流传广远和长久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代码”。邢福义（2000：9）在其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总结为：“语言是一种制度文化，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苏新春（2006：50）在其《文化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间起码具有这样两种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一种文化形式。戴庆厦（2004：126）在其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概论》中说到：“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而文化特征必然会对语言特征及其使用方式造成影响。”张岱年、方克立（2004：107）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则说：“语言文字既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亦有人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间没什么关系。如鲍阿斯（Boas1911）早就提出.语言与文化或语言与种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即便文化不同的人也可以说结构特征非常相似的语言，如匈牙利人、芬兰人和北西伯利亚的萨莫耶德人；即便说结构特征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共享同样的文化，如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或泛伊斯兰文化圈的那些人。但与前两类观点相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多。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并不打算以傅村为个案来证明这些观点的优劣是非，因为这不是本人所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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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缘起
第二节 农村：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特色所在
第三节 傅村：研究个案的选择

第二章 言语社区理论
第一节 言语社区：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
第二节 言语社区：单语的社区
第三节 傅村的言语社区界定

第三章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第一节 被试的选择与语料的收集
第二节 方言学语料的自然性
第三节 方言学语料的代表性
第四节 两类调查方法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 普通话与汉语方言
第一节 傅村人在傅村的语言使用
第二节 傅村农民工在城市的语言使用
第三节 普通话的普及与汉语方言的萎缩

第五章 语言变异与变化
第一节 语言变异：进行中的语言变化
第二节 傅村父亲称谓的变异与变化研究
第三节 语言变化的机制

第六章 语言与文化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 从傅村方言词汇的变化看傅村文化的变迁
第七章 结语：傅村研究给予我们的启发
附录Ⅰ
附录Ⅱ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