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并非由其组成部分之意组合而成），而且习语相对独立的意义往往是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历时理据而逐渐获得其语言形式的原生性（canonicality）的。换言之，某种语言形式由于某些语言使用者的不断重复而逐渐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认同；随着认同和接受程度加深，该语言形式的理据性就越强，其原生性也随之越强。汉语的“推介”和“建构”等就是基于历时理据而不再被视为口误并逐渐糅合成为合法词语的（沈家煊2006：296）。
我们认为，习语性领主句就是在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的背景中逐渐加深其理据性和原生性的。沈家煊（2004）指出，成人语言习得和儿童语言习得都是语言演变的动因：某个语言形式或用法首创后频繁地为他人所重复就会引发其语义的变化。我们进而认为，习语性领主句之所以出现并被频繁重复的深层原因在于：非宾格动词与其表类指意义（而非数量意义）的补语成分合并形成的句法结构表达的往往是非字面的象征意义，其中补语位置上的类指义名词表达抽象概念（因而具有习语性），不可以计数，也不能被限定。以“水仙开花了”和“他掉头发了”为例，二者表达的并非是类似于“水仙开了几朵花，他掉了多少根头发”这样的实指性具体意义，而是表达“水仙成熟了，他进入生理发展的某个阶段了”这样的象征意义，其中的“花”和“头发”都是抽象概念；整个习语性领主句表达的是“水仙”和“他”的存在（生理或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这与常规性领主句表达主语有所得失的语义蕴涵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王冕死了父亲”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使主语的存在状态受到影响的习语性象征意义，因此整个句子并非是通常认为的“王冕”会因父亲之死而有所损失的常规性领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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