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辽沙开始怀疑起来：“原来你就是这个意思。依你说，我也没有吃饭的权利了，因为我也没什么功劳……”
他觉得他有必要作战略上的退却，不然，到晚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谁也说不定。娜嘉是会耍厉害手腕的，去疗养地的希望可能会拖延到遥远的时期——所谓成人的时期。今天的纠纷会怎样结束呢？也许只能到本地少年先锋队的露营地就算是幸运了115分钟之后，阿辽沙就开玩笑似的举起手来说：“我投降了！我愿意坐货车去！请吧。”
针对这一家庭式的闹剧，马卡连柯看得比一般人要远得多。他并不单纯地指责阿辽沙的任性，他说：“阿辽沙要求坐国际列车并不是由于想象的作用——而是出于经验。”他结合当时这个家庭所处的背景、父母所采取的养育方式来分析：“在我国，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合乎道德的经验。我们的家庭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集合体……我们的家庭是苏维埃社会的有机部分，如果脱离社会的道德要求建立起自己的家庭经验，那么，所有的尝试注定都要收到不协调的后果。阿辽沙家庭的不协调是由于这个事实所引起的：父母的权利机械地成了儿女们的要求。父亲的权利是由于他进行重大的、负责的和紧张的劳动，是由于在苏维埃国家里劳动的重要性得来的。阿辽沙的要求没有任何集体劳动的根据，而是出于他父亲的慷慨，这些要求是他父亲的一种施舍。”对于此，马卡连柯的主张是：“国际列车车厢并不比子女未来的前途命运更重要。”
由此可见，马卡连柯很少将儿童表现出的认知、行为等的缺点归因于儿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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