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经过钱三强的推荐，邓稼先第一批进入九院，担任理论设计部主任，即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邓稼先一开始的任务是带领一批青年大学生，从苏联专家那里学习原子弹理论知识与技术，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然而，苏联对中国的新武器装备和国防尖端技术援助一开始就是很有限的，“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的装备，他们正在生产或在研制的新装备，是不会向我国提供的。对我国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型号上。”②根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披露，当时派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关于怎样向中国人介绍原子弹技术，苏联国内事先都“作了严格的限定：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专家都必须围绕着1951年苏联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1949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⑧。其实，就是这样有限的介绍，苏联专家在中国也只讲了一次：1958年7月15日，3名苏联专家给二机部的6位领导干部，简单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这次讲座苏联人规定只准听不准记录，理由是以后他们会有详细的图纸和资料交给中方。但是九局副局长吴际霖还是悄悄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份记录稿后来经过朱光亚、邓稼先等人整理，成为中国原子弹研制中唯一得到的外国资料。④此后苏联专家只是在核矿山、核燃料工厂以及核试验基地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而涉及原子弹制造方面的技术，就一直缄口不言，当时九院人把这几个什么都不说的苏联专家称为“哑巴和尚”。苏联政府在协议中承诺提供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则一直没有启运，尽管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不少人有真诚帮助的意愿，但在原子弹技术问题上没人敢突破政府的限令。邓稼先的理论部所有关于从苏联专家那里学习原子弹理论知识与技术的打算全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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