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没完，就算厘清了三珠钗与马刷子，也并不能维护花钱的“纯洁性”，剩余的“花钱”们就能保持纯洁了吗？显然未必，所谓纯洁性，无非是说，这些物件，既非行用钱，也非其他明确的日常功能物件，是纯粹的戏作，那么符合这样的纯洁性条件的物件有多少呢？其边界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花钱的分类与功能，可涵盖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吉庆、卜卦、殉葬、赏赐、凭信、镇库、纪念、祝寿、挂灯、上梁、系包包袱、镇水、性教育等方面。看官，这些“花钱”，有的是冥葬工具，有的是延命符牌，有的是古代棋子，有的是行酒筹码，有的是帮会信物，有的是宫灯挂坠，在花钱这个“机构”成立之前，他们大多都是有自己的“就职单位”的，只是现在都兼了“花钱”的第二职业而已。没有生下来就为“花钱”这个目标而制作的“物件”，除非各类善意或恶意的臆造、戏作及仿造品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珠钗也好，马刷子也好，这样的发簪功能、马具功能并不是阻挠他们加入“花钱”俱乐部的必然障碍，而是说，其不具备圆形钱型等外在条件，使得他们进入“花钱”系统缺乏了必要性，但是这点也不是科学的，非钱形的“花钱”多了去了。问题是，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条件约束限制，花钱队伍真的要无穷扩军而最终无所指向了。
假设承认花钱从整体上说是第二性的物件（即各自本有属性与功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其外延加以约束，这个外延，大致分为钱形（主要是圆形方孔系统）、非行用、佩挂、铜质四大属性，这四大属性，并不是四个必要条件，而只是四个参照系数，花钱判断依据的模糊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不同的历史阶段，花钱的工具性与游戏性有不同的阶段性侧重。中古之前，以压胜为代表的花钱，多有明确认真的宗教作用；中古之时，从娱神到娱人的转折阶段，大家在信奉神灵的时候不免带了点半真半假，这个时候，玩耍的成分已经逐渐起步：到了清代，除了上梁、冥葬、帮会凭信等少数类别外，花钱多多少少都带有轻松玩耍的气质，即使花钱上面写有“连中三元”、“五子登科”，也不能断定这个就一定是秀才考试的专用“护身符”，也许丫髻蒙童就已经开始佩带这种挂件了，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美好祝愿而已，比如，现在的出租车上挂个带领袖头像的平安牌，我们相信，这个即使是美好祝愿，也是有具体功用的，但是在瓷杯上有“中华腾飞”四字，我们不妨称它为美好祝愿，或时代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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