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闪亮登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这就是伴随着传统儒学遭遇西学重创而式微，儒教则奄奄一息，道教至清代便衰落已甚，再起无望；国人因某种程度上精神的自尊与虚荣而难以情愿接受西学，尤其是因文化土壤的排异反应而难以接受基督教。总之，如邓子美所言：
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正呼唤着中国的新宗教，类似欧洲宗教
改革那样的中国佛教改革的客观条件已初步具备。自汉唐以来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
程中也孕育了有利于改造传统佛教的三大历史趋势：即教义上兼容诸学，教法上简易
化、平民化，教权上僧人、居士分立。这些都为近代佛教革新作了主观准备。②
于是乎，佛教乘机而起。这是佛教之所以能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产生影响的客观条件。
时代风云急切地呼唤着佛教革新，以其固有的救世精神作为人世的切口而得寸进尺以光大其思想。众多的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时代脉动，对佛学的动向给予积极的关注，其中许多人士还对佛学进行了直接的研治。正如梁启超所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
梁启超的师友中不少人的思想与佛学关系甚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佛学的“众生平等”说不能不说有一定关系，尽管其与公羊说、西学关系更密。谭嗣同在其《仁学·序》中提出的“冲决网罗”的口号，其实就是从佛家的“无我”说中引发而出的。置身于这种大的时代氛围中，加以师友们的影响，处处不甘寂寞的梁启超自然也要插足于此了。
梁启超的佛学研究著述颐丰，涉及面较广，主要收入其《佛学研究十八篇》（在《佛学研究十八篇》的下册里，还有四篇附录）和一些专文中。总的说来，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简略地论述了印度和中国佛教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二是多方面地讨论了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与较为后起的汤用彤、陈垣、陈寅恪等人的佛学成就相比，梁启超的佛学研治显得过于粗放，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种研究在近代学术界上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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