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谈判继续了将近八年之久，直至海关方面终于放弃扣押。可是，对方最后还来一手报复，坚持令我付清八年保管费作为放行藏书的最终条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向中国海关对所扣留的书籍作书面交涉，他们最后也同意放行。我又为这批藏书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一次居然得到华盛顿的恩准。几年来我这二百本藏书一直搁在书架上等待与它们被扣在旧金山海关的伙伴们重会。
曲折冗长的过程，自然学得了许多教益。在各国边界线上负有监督过境商品之责的官员们，难免要承担道德与政治监护人的义务，可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总是感到棘手。至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他们似乎缺乏读书修养，又不具鉴别能力。
在中国检查人员手上漏过的一本书，原名Red China Fighting Hordes（《红色中国的好斗部落》），作者是一个美国军官，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的“好斗”与“部落”二词的贬义显然未经上海检查官觉察。到了旧金山，此题的含义又被曲解为我是蓄意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运人美国。
能在悲剧中看到喜剧，确是人类的一种专有特性——按上述情况说，无非是撞上一批笨拙的官僚主义者，都不能算是恪尽职守的。中国人方面对外国语言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可这也不能原谅其擅自检查书籍一事，至于旧金山方面有何遁词可据，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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