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模式上的启示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模式是“法典型+附随型”立法模式，亦即法典型立法模式+附随型立法模式，就是将所有关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统一设置于刑法中，而在其他法中设置一些诸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上，我国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就法典型立法模式而言，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点，它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能够节约刑事立法的成本，并有利于保持刑事立法制度上的一致性，减少和避免刑事法律冲突，凸显刑法的地位与权威。但另一方面，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和突出的，它具有明显的僵化性，无法应对防范和打击新型犯罪的需要。而就附随型立法模式而言，这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同时，从刑事立法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角度而言，附随型立法模式的大量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对此应当引起重视。”具体来说：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以及将如何给予惩罚，都必须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这样一来，在其他法规中存在大量指引性刑事责任规范的情况下，如这些规范与刑法规定完全符合则显重叠和多余；而如其与刑法规定不相吻合，则会面临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尴尬，而且，如果因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而找不到相应的条款加以适用，则客观上又会直接影响这些指引性规范的权威性，使之仅仅成为纸面上的刑事责任，形同空文。因此，附随型立法模式实际上是刑事立法上的一个误区。
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犯罪是与生命科技发展紧密相承的一种犯罪现象，由于生命科技发展极其迅猛，生命科技犯罪总会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所有生命科技犯罪都规定在一部统一而客观上又需要力求稳定以保障自身信用与权威的刑法典之中，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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