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重要发展则是创设了交易安全义务①，改变了德国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使德国侵权行为法在维持现行的模式框架下，产生内在实际上法学思维与法学方法的革新，促使传统的侵权行为体系的基本架构在内部酝酿革命性的改变，使之尽可能具有法国侵权法一般概括条款的功能。尽管如此，在《德国民法典》列举式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不变的框架下，相较于法国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德国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始终比较狭窄，仍然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不可否认的是，各国法律体系的现状、立法政策的价值选择存在的差异，无疑会对一个国家的民事责任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各种民事责任毕竟有其各自的“管辖领域”，民事责任体系毕竟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德国这种为了弥补侵权法的缺陷而扩张合同责任的做法，既导致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之间“职责分工”的混乱，又导致其整体民事责任体系的逻辑缺失，对审判实践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有德国学者指出，该国立法不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侵权法的调整范围，而将其规定为基于“法定的债务关系”而产生的责任，导致德国审判实务在某些个案中，对债务关系的概念的解释颇具争议。②由于此种债务关系因法律规定而产生，并不因当事人之问的约定而产生，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此种“法定的债务关系”到底在何时产生。
由于德国《民法典》及民法理论对世界各国民法立法和民法理论昕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德国模式对世界尤其是欧洲许多国家民事责任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有一些国家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从而使国家之间的民事责任体系存在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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