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流动世界中，战略行动知识的分布也是一个宪法问题。公司与金融业中的行动者可以轻易地移动，而每个公共机关则建立在领土管辖上，这是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看做是宪法性问题，它对政治生活的形式有着构成性作用。不论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治理的，我们都将需要给生存并拼争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动力效应（dynamic effects）保留一点空间，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仅具有不同的利益、文化或价值，而且具有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不同知识，以及不同层次的知识。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由粗线条勾勒出的关于20世纪的故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全球劳动力从农奴和奴隶经由解放而获得公民权，但同时也被监禁在一个个民族一国家之中。在始初，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曾是领土的囚徒。在某些地方，资本极度匮乏，发展举步维艰；而在其他地方资本充盈，工资提高。当资本能够流动之后，但凡发展之处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涨，而资本相对稀缺时，当地工资仍然居高不下。金融界、知识界以及商业领袖自我放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游弋。身处底层的那些人则与正式的市场以及政治生活相剥离开来，转而生活在一个由非法移民、依靠本国汇款生活以及黑市创业精神所构成的非正式世界之中。同时，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民族国家的特权，与地域内的中产阶级利益捆绑在一起。资本的相对流动与政治的相对封锁使两者变得都不稳定。最终，政治领导权与经济领导权在各地都漂散分离。在结构上，这种现象关联着不同的利益，存活于不同的条件下，对应着不同的选民。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以上每一步变化的构想、实行以及抵抗，都是经由法律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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