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拉费伯尔，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先后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1968年以来在康奈尔大学任历史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时代：1750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和国外方面》，《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巴拿马运河：历史视野中的危机》，《新帝国：对美国扩张的解释，1865-1998》，《迈克尔·乔丹和新全球资本主义》，《死亡的赌注：林登·约翰逊、越南和1968年大选》。他还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美国对机会的寻求》（有中译本）的作者。他所著《冲突：历史上的美日关系》（1997年）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和霍利奖。

    《美国、俄国和冷战》初版于1967年，40余年里不断修订而畅行不衰，是冷战史的一部经典之作。198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翻译此书第三版，定名《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9，深受好评。
    正如书名《美国、俄国和冷战9所揭示的，这是一本从美苏视角来解析冷战的著作。它聚焦于冷战的两个主角，上溯19世纪两国的历史纠葛，下及2006年双方关系，以此论述了冷战的缘起、演变、结束以及对今日美俄关系的影响。
    《美国、俄国和冷战》强调两国国内政治对于冷战进程的重大影响。美苏的意识形态、经济状况、领导人性格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对外政策。美国在这一点上尤甚。作者认为，美国在冷战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均具有主导性，故对其予以更为严厉的批判。

    第1章 门户开放，铁幕落下（1941—1945年）
    1蜜月从未出现
    蜜月期从未出现。尽管美俄两国已经有了军事情报的交换，而且在租借法案下，已有价值110亿美元的物资被运往俄国，但双方还是迅速爆发了关于大战战略与战后和平规划的冲突。
    随着1942年纳粹在俄国领土上长驱直入，斯大林急切地要求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兵进攻西欧，从而迫使德国军队撤军。据一位观察家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只会说四个英语单词：“yes”(是)，“no”（不），“second front”（第二战场）。罗斯福两次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他和丘吉尔却两次食言。他们认为英美缺乏攻击西欧的实力，所以代之以在北非和意大利发起进攻。这使得第二战场迟至1944年年中才得以开辟。而那时候俄国人已经靠自己把纳粹驱赶出国境，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随着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样一项安排，即战后的俄国应该囊括波罗地海国家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大林的猜忌加深了。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沙皇俄国，而且斯大林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也要求收回这些地区的主权。可是，1943年罗斯福的话却让斯大林不那么高兴了，他说因为有数百万波罗的海国家血统的美国选民在，所以要他承认苏联对于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还补充道，他当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走向战争”。罗斯福希望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领土问题。
    这个决定引发了严重后果。1945年，红军横扫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再者，世界政治形势与先前显著不同：盟国正在摧毁德国和日本，而它们正是阻挡历史上俄罗斯对欧洲和亚洲扩张的两个国家，所以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商量一下斯大林的要求。
    美国决策者随即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们自己的政策是矛盾的。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都未能调和这些矛盾。这一失败是冷战的主要原因。这些矛盾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华盛顿的官员们相信，只有全球市场和原材料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向所有民族充分开放，或者说对各国实行开放门户，才能避免另一次可怕的经济萧条发生。此外，美国的国内形势也要求官员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决不能允许这个世界回到30年代时的情形，那时各国都在设法躲避萧条，为此建立高关税壁垒或区域性贸易集团，而这阻碍了贸易的自然流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只有靠着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如果政府主宰经济，它也就会管制个人选择，甚至会严重地限制个人的自由。
    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警告说：“在长期持续的失业状况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普鲁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哪个会先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按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话，只有美国人意识到“在我们的体制下，我们不能指望不经常与其他国家扩展贸易而得到国内繁荣”，才可避免这样的情形。一位官员评论说：“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个国际性的体系”，而“如果它不能在国际范围内运转起来的话，它会彻底垮掉。”基于这些原因，美国需要在战后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罗斯福着手推行他的政策。两位领袖在大西洋宪章中的第三条中宣称，战后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将要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形式。”第四条为这个原则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享有“机会，即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世界范围内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机会，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需要这些机会。” 在之后的四年中，美国人对于这些机会的“需要”惊人地增加了。他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90%。而与这种经济实力的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他工业国家被战争损毁，这就保证了美国人会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去争夺世界贸易当中“平等的条件下……的机会”。
    过去的大萧条和未来的大萧条的幽灵就这样盘旋在美国人的战后目标之上，气氛殊为不祥。其实，这些目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是政治方面的。封闭的经济集团不仅仅会损害贸易，也容易发展出政治集团。集团之间的摩擦导致了世界战争。30年代的事态可以这样简略概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先是在经济上彼此对抗，然后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上。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威尔·克莱顿断言的那样，“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
    1944年的时候，美国试图确保战后市场是友好而不是敌对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创设了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将会拥有76亿美元的资金（和借贷出两倍于此资金的权力），来担保用于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推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发展的私人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73亿美元资金来稳定货币，这样可以使贸易运转顺畅而不必担心货币的突然贬值或者汇率的剧烈波动，而这些在30年代几乎曾使国际社会陷于瘫痪状态。美国希望这两个机构会重建，进而稳定和扩展世界贸易。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两个组织当中的投票权取决于贡献资金的多少。因为美国人将不得不投入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也会相应地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大西洋会议到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的政策看来是精心设计好了的。1945年初，金融家、毛遂自荐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抓住了其中的实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口市场停止劳动力补贴（subsidization of labor）和低工资竞争，”并且阻止战争机器的重建，“天哪，天哪，我们将拥有一个怎么样的长期繁荣啊！”像桃乐丝一样，美国人似乎正通往一个更为幸福的奥兹国（land of Oz），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就是那双红宝石鞋。尽管如此，美国人也像桃乐丝一样，很快遭遇了巫师；但不止一个，而是从西方和东方两边来的邪恶巫师。
    在西边，法国人和英国人自从2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他们再也竞争不过高效率的美国工业家了。在30年代中，英国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帝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经济集团，来排斥美国人的商品。丘吉尔并不认为他可以在战后放弃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所以他在大西洋宪章中加了限制条件之后才同意关于“自由机会”的条款。然而，美国官员决意撬开英帝国的大门。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量加在一起占世界的一半多。如果英国集团被拆解的话，美国完全开放全球市场的道路就会走得顺多了。
    遭受严重破坏的英国别无选择。两次战争已经摧毁了它主要的工业设施，而英国本是依靠工业产出来支付它一半的食物和除了煤之外所有的原材料的进口。英国请求帮助。1945年，美国同意贷给它38亿美元。作为回报，心力交瘁的伦敦官员们许诺拆解帝国贸易集团的一大部分。参加这项协议谈判的威尔·克莱顿向巴鲁克透露：“借着给英国提供贷款的机会我们向其施加压力，促使其接受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法国也得到了相同的对待。法国和美国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利益冲突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战争期间，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集中地体现了法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戴高乐试图保存殖民地和外交行动的自由，为此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官员们反过来把戴高乐视作亲英分子和政治极端分子；一位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称其为“这个法国的希特勒”。1945年，戴高乐不得不忍辱受屈，请求华盛顿拨付1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同意了戴高乐大部分的要求；法国报之以承诺减少政府补贴和货币操纵，而这些措施曾经给法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中带来了竞争优势。
    2 为开放的世界而战
    美国也在放开自己的手脚去对付另一位东方的巫师——苏联。 对苏联的做法显示出美国政策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华盛顿需要一个开放的欧洲。正如一位高级别官员后来所说明的，国务院希望所有“俄国边界以西的欧洲……建立一个合作的大陆体系，其主要的大国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一直在不断地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有权利控制东欧的大部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俄国的“地盘”将会作为抵御西方的战略缓冲地带，也可以在经济上对其加以利用，来帮助苏联快速重建经济。斯大林在追加阉割了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的条款之前，始终拒绝签署大西洋宪章，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
    这样，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面临抉择：要么为一个开放的战后世界（至少要在俄罗斯边界周围）而战，要么同意盟友在东欧问题上的要求。如果他选择前者，俄美关系将很有可能会严重受损，以至于针对轴心国的团结努力会化为泡影。至少，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会作为敌人进入战后世界。（事实上，满腹狐疑的斯大林直到1943年年中还在秘密地考虑单独与希特勒媾和。）如果罗斯福选择后者，则美国对大西洋宪章原则得到贯彻的希望就会破灭，从而毁掉战后和平与美国繁荣的机会。倒不是说美国需要东欧市场，但是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绝对需要一个健康的欧洲。这意味着欧洲得是统一的：其东部提供食物，西部提供工业产品，两者互为市场、互相依存。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初告知罗斯福的，欧洲的稳定“有赖于在欧洲大陆的各个部分都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相当程度的繁荣”。此外，如果斯大林甩开美国在欧洲单搞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恶例，丘吉尔、戴高乐可能会试图重建他们的集团。
    面对这恼人的两难困境，罗斯福首先建议苏联人应该由“四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来稳定战后的世界。苏联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计划意味着自己将会是管辖东欧的警察。但是，在1943年末之前，国务院的官员改变了罗斯福的想法。“四警察”构想和一个一体化的、开放的世界并不一致。一个警察管辖的区域区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大国控制的封闭区域。罗斯福开始搁置、然后修正这个构想。与此同时，红军在1944年开始席卷东欧。斯大林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他告诉他的党内同事：“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谁占领一块领土，他都会在所掌握的范围里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带到那里强制推行。”
    丘吉尔也清楚。1944年10月，他没有采取罗斯福的搁置政策，转而飞往莫斯科去做交易。这位英国领导人已经闻知了罗斯福的立场：“限制（苏联人）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倾向”，这是四个月之前罗斯福给丘吉尔的信中写到的。丘吉尔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而且也知道红军已经准备好把东欧献给这位俄国独裁者了，于是他在莫斯科的会议上秘密地向斯大林许诺他将承认苏联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作为回报，斯大林同意英国可以控制希腊。这样，丘吉尔保护了英帝国在地中海上的生命线，同时承认了俄国在一些东欧国家的“优先发言权”（first say）。丘吉尔告诫斯大林这宗交易最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述，“而不能……用‘划分地盘’之类的说法，因为美国人可能会被吓到。”丘吉尔的话的确准确，但也不乏嘲讽意味。
    然而当罗斯福知道这项交易时还是大为震惊。但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1945年2月，三巨头在俄国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会面，共同来塑造战后世界。在波兰的前途问题上，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整个1943到1944年，罗斯福已经表明他懂得俄国人的需要：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波兰政府（而不像战时波兰政府那样）。但他对于斯大林在1945年初的举动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苏联人已经承认了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斯大林允许这个政府中有亲西方的波兰人。三巨头最后达成一致：这个波兰政府必须“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予以重组”。 美国海军上将、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敏锐地看到，这个协定“弹性太大了，以至于俄国人不必在技术上破坏它就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路拉伸到华盛顿。”话虽如此，但是因为当时红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这已经是罗斯福所能到得到的最好结果了。罗斯福的确曾努力要达成弹性小一点的协定，为此倡议发布“被解放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该宣言规定三大国的每一方都要保证合作，在新近被解放的国家中施用民族自决原则。但俄罗斯人一再修订这个宣言，最后使它实际上毫无意义。罗斯福不得不再次接受残羹冷饭般的既成事实。
    斯大林离开雅尔塔时，确信他的盟友们至少已经默许了他对于东欧的主宰。这对斯大林来说一定是如释重负，因为战争期间他的政策也被两个方向的力量拉扯。一方面，这位苏联独裁者坚持自己应该有势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很小心翼翼，并没有向盟友们解释俄国人对这些地盘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样做了就可能会惹恼盟国，使得美国延缓战争物资的运送，并且甚至可能会导致西方和德国单独缔约。（毕竟，斯大林怎么会指望资本主义比自己有更多的忌惮呢？）随着红军如此接近全面胜利，他决不想在最后一刻犯下任何拙劣的外交错误。雅尔塔似乎解除了这种危险。
    但是斯大林误算了。雅尔塔会议休会后两周，苏联人又开始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罗马尼亚国王任命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然还记得，在1941年德国人入侵俄国时，罗马尼亚士兵曾经和纳粹并肩作战。此外，丘吉尔已经同意对罗马尼亚弃之不顾，以换取斯大林放过希腊。但是，美国宣称斯大林破坏了“被解放欧洲宣言”。美国人的道理很难驳斥，于是莫洛托夫撕毁了该宣言。但是，这并不是美苏双方简简单单的一场辩论，而控制东欧才是问题的关键。
    另一场危机发生了：俄罗斯不允许超过三个以上亲西方的波兰人进入由八名成员组成的波兰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波兰变成了观测苏联意图的试验场。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认为，波兰——而不是罗马尼亚——才是“桶里的大苹果，我们应该盯紧它”。这个比喻很明显地显示出一个烂苹果可以毁了中欧和东欧所有其他的“苹果”。1945年4月1日，罗斯福严肃地警告斯大林，苏联的计划不可接受。4月5日，美国驻俄国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向罗斯福强调，绝不能允许斯大林在苏联占领的地区建立起“极权主义”，因为“除非我们准备好生活在一个由苏联统治的世界里，否则我们必需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援助那些天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第二天，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谈论这场危机，指出了另一个武器：“我们的军队很快就会在战争中处于一个有利位置，从而使得我们采取比迄今为止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的立场。”
    不到一周，罗斯福就因严重的中风而去世。他的新任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已然离心离德的联盟。罗斯福并不曾就对外政策（以及别的方面）上的事情和他商量。杜鲁门私下里称自己为“政治太监”。但是他对俄罗斯的好感在1941年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早些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对雅尔塔的麻烦装作若无其事，之后记者询问杜鲁门的看法，他回答道：“这是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之后和记者们一起哄笑起来。
    杜鲁门怀着高度的不安全感进入白宫。（他告诉记者说：“我感觉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冲我砸下来。”）他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中承担着责任最为重大的工作。杜鲁门试图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首先，他对自己的总统权极端敏感猜忌，生怕别人挑战自己权威。杜鲁门雷厉风行的决策风格不仅来自于他的个性，而且也是因为他决心要“乾纲独断”。不会像罗斯福最后几年那样，再有拖沓混乱的政府或者桀骜不驯的官员存在了。
    第二，更危险的是，杜鲁门决心使其政策不被扣上“缓和”（appeasement）的帽子。他能有多强硬就有多强硬。进入白宫仅24小时，这位新总统就自信满满地告知国务卿，“我们必需针锋相对地对付俄国人”，并且表示“我们过去对他们太宽容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讨论对外政策时，杜鲁门打断了顾问们的话，断然宣称自己一定要采取“强硬”路线。
    哈里曼、李海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等总统顾问敦促杜鲁门采取强硬路线，杜鲁门深以为是，这也增强了他的决心。哈里曼警告说苏联人会对“欧洲进行野蛮入侵”，宣称战后与苏联人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必需取决于他们同意开放波兰和东欧。在1945年4月23日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哈里曼展开辩论。史汀生声称决不能因波兰之类的问题威胁和平大局，因为在那里自由选举已然是不可能的了，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全面控制，而且斯大林“不太可能在根本问题上……退让”。史汀生并不是门外汉，他原为华尔街受人尊敬的律师，已有40年担任公职的杰出资历，包括做过一任赫尔伯特·胡佛的国务卿。
    但是杜鲁门拒绝了史汀生，而采纳了哈里曼的建议。当天稍晚时，他“用极为简单明了的话”严厉指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破坏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协议。杜鲁门要求苏联人同意建立一个“新的” （而不仅仅是“重组的”）波兰政府。吃惊的莫洛托夫回答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杜鲁门反唇相讥道：“执行协议，就不会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
    第二天，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的要求，指出这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这位独裁者表示，“波兰与苏联接壤，与英国和美国却非如此。”斯大林还说，毕竟苏联人并没有“宣称有权干涉”比利时和希腊，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两国做出决定时并没有和苏联人商量过。6月间，斯大林允许再多几位亲西方人士进入波兰政府，杜鲁门勉强地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美国人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承认波兰新政府，会使他们能够利用经济力量来使波兰开放门户，采取让各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获取方面皆有均等机会的政策”。但是，波兰人拒绝向美国人开放门户。史汀生说的是对的。杜鲁门的强硬只能是使俄国更加坚定了控制波兰的决心。
    丘吉尔在1945年年中冲着斯大林脱口而出道，一道“铁栅栏”正在东欧周围落下。这位苏联领导人淡然回应道：“全都是无稽之谈。”其实这话不能算全错。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危机确实使这两个国家周围的“栅栏”抬高了，但在其他地方苏联的策略却有所不同。俄国在匈牙利主持的选举产生了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在保加利亚，由苏联操持的选举即便不合美国人的胃口，至少也让英国观察员感到满意。斯大林还同意在芬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只要芬兰人奉行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铁栅栏”绝对没有把整个东欧都围住。如果双方都想在其他区域避免对抗的话，此时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3 妄想狂或现实主义者？
    但是商量的余地毕竟有限。斯大林的信条，以及他的那种决不能使俄国再从西边被侵略的决心，都大大地限制了其外交选择余地。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也容不得他做别的打算。要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现快速重建需要安全，就必须得到东欧和中欧的资源，就必须对俄罗斯民众持续施加严密控制。战争的体验是不可磨灭的。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讲，俄罗斯人看待他们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极为惨痛的二战经历”出发的。 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城镇和7000个村庄，造成2500万人无家可归。有2000到3000万人死亡；仅列宁格勒一处的围城就造成60万人饿死。
    在这些血雨腥风的年月里，斯大林老奸巨猾地改变策略，不再号召他的同胞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自我（虽然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曾有几百万人在30年代被斯大林处死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而是为了“俄罗斯母亲”。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出斯大林悄悄地改换了他那种特殊牌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这一点是关键的，因为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用这种教义来标榜他们的政策。无论是在决定对外政策时，还是在佐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或者是在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时，他们都要动用马列主义教义。所以，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主义”就是风向标。官员作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引经据典，拿某种适合的主义来标榜已经决定了的政策，而主义的变化也显示出政策的变化。
    1945年春天的斯大林的政治教义和他在1939年所说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观点相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战时联盟明显并没有使他的看法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西方开放东欧门户的企图又再次引发了斯大林以前的那种担心。1945年4月，斯大林告诉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另一场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警告说，德国人“会恢复过来，而且很快”。“给他们12到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的团结是如此重要！”
    在1945年中，红军的胜利和东欧日益紧张的局势促使斯大林加紧对苏联国内的控制。苏联建起一些特别的学校来教授这位独裁者的学说，“俄罗斯母亲”让位给了“光辉的斯大林”。红军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在中欧领略了腐化的“资产阶级”风气；而且红军规模扩充很快，以至于斯大林难以对其施加严密的政治控制。他擢升他的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首脑——为红军的元帅，而且还给自己加授大元帅衔（generalissimo）。唯一有能力挑战斯大林权威的军队高官也都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到1945年夏天之前，斯大林的权威已然不可质疑。
    一些学者研究了斯大林从1928到1945年的行为，宣称这些行为都是斯大林“妄想狂”的产物。他们并且得出结论美国没有机会避免冷战，因为是在和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打交道。这种解释刻意绕开冷战爆发的复杂原因，但其本身又无力说明这些原因。不管斯大林在国内用什么方法进行极权统治，但他在1941到1946年的外交政策中展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一种对实力的谨慎算计，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而任何关于他是“妄想狂”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他和其他苏联人的确对西方深怀猜疑，这也是现实使然，而不是出于妄想。因为在1917到1920年，西方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涌入俄国；在30年代，西方拒绝与苏联合作；1938年，西方试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引向斯大林；西方多次在第二战场问题上食言；1945年，西方还试图进入那些斯大林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
    经常见到斯大林的美国外交官理解这种背景。1945年1月，哈里曼告诉国务院：“苏联对外政策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对莫斯科所理解的‘安全’的专注。”问题是美国人并不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安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安全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一个开放的东欧。并没有哪位西方外交官在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里曾宣称斯大林显示出精神疾病的迹象。实际上，倒是一些人说是政治局中的强硬派迫使斯大林采取对西方更强硬的政策，而其本人并不想这么强硬。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是斯大林制定的政策，而且他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变化的只是时机和策略而已。
    在处理与别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斯大林的优先考虑不是世界革命，而仍旧是把俄国的安全和他本人的权力放在首位。1943年，他做出了一个善意的姿态，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从莫斯科总部指挥外国共产党的组织）。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因为斯大林从未改变基于自身目的控制别国共产党的决心。1944年到1945年，他给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发出指令，要他们与西方的盟国合作，而不要去夺取政权。斯大林在法国共产党人变得过分嚣张之前就约束他们，目的首先在于换取英美默许其在东欧行动。
    同样的情况是，一位法国共产党领袖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1945年春天猛烈抨击美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和“新政”走得太近了，并且指示他们要树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但是随后他就建议要在美国政治系统里活动。杜洛克指出：“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一国共产党采取它自己的选举策略来适应特定政治形势的要求。”但国务院告知杜鲁门，鉴于杜洛克的这种建议，美国政府必须“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潜在的第五纵队”。美国传统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又加剧了杜鲁门政府对斯大林在东欧行动的厌恶。其实这种恐惧在美国国内很难成立。占美国共产党政治协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Association）成员总数一半的5万名成员在1946年之前就脱离了这个组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人开始在国内搜寻共产党人的同时，美国共产党也不得不开始寻觅其新成员。
    4 毁灭世界的锅炉被造出来了
    在1945年年中，斯大林的政策严酷而连贯，而杜鲁门的则很混乱。当美国反对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而自己却在西半球巩固其地盘的时候，这种政策上的混乱变得非常明显。但不像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政策，国务院并没有运用经济武器。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经济关系被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战争期间，这两个区域一直给美国工业提供便宜的原材料。虽然后者对美国提出抗议，而且华盛顿开出空头支票，但它依旧不去照顾它的近邻，而是花费钱资在欧洲的重建上。
    但是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并没有被忽略。在年轻的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的谋划下，一个确保美洲稳固地处在华盛顿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政治办法被设计出来。这手段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1945年春天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洛克菲勒和范登堡主持制订了这个条款。它允许通过特别的、建在联合国之外但须遵循宪章原则的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集体自我防卫。通过这种方法，地区性组织就可以规避安理会中俄国的否决权了。美国于是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地盘而不受苏联干涉了。
    洛克菲勒对拉丁美洲十分熟悉，因为他的家族在此投资（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他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以便北美和南美可以在经济上实现一体化，并且可以在不受外人指手划脚的情况下发展。洛克菲勒也懂得，除非美国“在西半球有一个紧密的国家集团”，否则它就“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做它想做的事情”。 而范登堡还有其他理由。尽管众所周知这位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1945年前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但他的立场变了多少，是个问题。
    这位身材肥硕、满头银发的参议员正体现出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当美国人无力主导国际事务时，他们就倾向于成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而当他们行有余力时，便摇身一变而为“国际主义者”。（但美国人自从17世纪以来便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美国人很少愿意在行动自由问题上来讨价还价或是做出妥协。他们是在有主导权的情况下才加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在二战中，范登堡逐渐地放弃了先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因为他相信美国有了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加以推广的实力。他在1945年初宣称，这些原则“随着我们舰队扬帆远航，跟着我们的展翅高飞，伴着我们的烈士长眠地下”。而且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东欧的人们。但是雅尔塔协定使范登堡震惊了。他称波兰问题的协定“糟透了”；他担心联合国背上苏联在安理会否决权的沉重负担，就不能实施大西洋宪章。然而西半球是可以被保护的。当他和洛克菲勒炮制出第51条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在新旧两个世界获得了最好的结果：美国在新世界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又有在旧世界施加影响的权利。
    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有明显的混乱，他谴责这种美国人：“（在西半球）抱定被夸大的门罗主义观念不放，同时又在中欧出现的每个问题上都插上一手。”几乎只有他一人主张实行另外一种政策。史汀生希望的是，通过美苏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谈判，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联合国内的大多数，所以在那里俄国人心存戒备，不好商量），双方都能够同意对方应该拥有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史汀生已经在波兰问题上说错了话，所以这次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失去了发言权。杜鲁门是不打算搞什么讨价还价的。总统告诉他的顾问说，他或许不会得到100%，但是会得到85%。甚至在俄罗斯特别敏感的罗马尼亚，国务院在1945年8月的决定居然是，“我们决心得到和俄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美国人的压迫下，苏联人只有加紧对罗马尼亚的控制。
    但是对德国这个最麻烦的问题，即便是史汀生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从1943年一直到1945年，罗斯福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有时打算干脆摧毁这个国家（他甚至曾经提到过大规模阉割），有时又觉得不妨允许德国在紧密的控制之下重新工业化。史汀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极力主张重建德国。他们认为世界的恢复要依赖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这就使得像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德国要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健康的心脏。罗斯福照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就斯大林而言，当罗斯福提出肢解德国时，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但俄国人更关心从德国拿走补偿（以工业设备和物资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重建俄国的工业，同时排除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再次威胁俄国的任何可能性。斯大林也坚持领土变更。他想让波兰人得到东德的一部分，作为波兰被强迫把其东部的领土给俄罗斯的补偿。最初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没有拒绝这项要求，但是到1945年时他们又转而反对新的德波边界了。他们自然有理由担心这仅仅是共产主义控制东德的一种伪装。
    1945年7月，在被占领的柏林郊外举行的波兹坦会议上，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交易方案。西方会在实质上承认新的波德边界，俄国人也可以从他们自己在东部德国的占领区（主要是农业区）获得补偿。但是在三个西部的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苏联人只能获得25%的补偿；而且这些补偿中的一半要用苏占区的食品来支付。斯大林大发了一通牢骚，但还是接受了。美国最终做出了决定：它并不急于去肢解德国，而是要紧紧地控制这个国家西部的工业心脏地带，并且有条不紊地重建被毁灭了的德国经济。当然这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德国在经济上的分割会导致政治上的分裂。这桩交易为东德和西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尽管杜鲁门没有在波兹坦获得他那“85%”，但是在回国途中他得到消息说一个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武器——原子弹——在8月6日几乎抹去了日本广岛。8万人在一瞬间丧命。这比当年稍早时美国对东京的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少2万人，但是仅仅一颗炸弹就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却是新近才得以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在1941年就启动了原子弹计划。他决定至少在1944年之前不与苏联人分享关于这炸弹的信息，虽然他也知道斯大林已对这个计划有所了解。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美苏在东欧日益紧张的对抗，所以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便在1945年夏天商量着来这么一手：趁俄国人还没有掌握原子能的秘密，让斯大林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亚洲问题上拿出“更多的交换物”。
    然而，对于如何利用原子弹获得他们想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让步，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一直没有算计好。在波兹坦，这位总统使用的是冷处理的方法。在听到新墨西哥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设备试验已经成功了之后（一位良心受到谴责的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了”），杜鲁门不动声色地告诉斯大林美国掌握了一种新的破坏力极大的武器，但他没有说这武器到底是什么。斯大林马上就明白了，但是表现得同样不动声色，以至于杜鲁门搞不清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否领会了自己的意思。斯大林当然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指示苏联原子弹绝密计划的负责人加快这项工作。这位负责人回答说他既缺乏电力又缺乏砍伐森林的设备，因为他要在空地上建立实验室。斯大林迅速命令调用民用电力资源支援核计划，然后他派两个坦克师去铲林开地。仅仅在原子时代开始之后数小时，军备竞赛就加速了。
    杜鲁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研制这武器出来，就是预期要使用它的。原来首要的目标是纳粹，但当德国人在1945年5月投降之后，目标自然就变成了日本。1945年初惨烈的战斗中，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数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比过去三年还多，鉴于这种情况，杜鲁门要做出不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倒是更困难了。第二，计划中1945年末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代价太大了。使用原子弹会减少甚至消除美国人付出的鲜血代价。第三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目标。斯大林在雅尔塔许诺要在对德作战结束之后三个月——也就是说在8月的某个时候——进攻日本在满洲的据点。在1945年初苏联答应进攻日本，美国官员会觉得如释重负。但到了当年仲夏时节，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就不再想让斯大林的军队距离日本太近了。1945年8月8日，苏联人对日宣战，并且攻进了满洲。第二天，另一颗原子弹就摧毁了长崎市。如果说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有其理由的话，那么后来的观察家很少能发现第二次使用原子弹有什么道理。勉强说得上是道理的无非一是杜鲁门并没有阻止投掷（后来他的确下令没有他的特别指令不允许再投掷），再就是在美国最高官员看来，由于苏联对满洲的进攻，日本必须马上向美国人投降才行。
    1945年8月10日，天皇制服了军队，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在美国空军另外多次猛烈的常规空袭夺走数千名东京市民的生命之后，东京和华盛顿在8月14至15日签订了若干投降条款。如果按照史汀生力主的做法，杜鲁门早一些宣布可以保留日本天皇（但要去除其神圣地位），这些条款本可以早些达成。但是，贝尔纳斯警告说如果杜鲁门做出这样的妥协，美国人民会咒骂他。最终总统还是接受了保留天皇的做法。既然美国人已经做出这种表态，加上苏联在8月8日的对日宣战，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就确信还是趁早媾和为妙，因为他们所恐惧的情况莫过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其宿敌俄国就会用军队把共产主义体制强加于日本列岛。苏联军队从未能踏足于日本各主岛之上。所以当杜鲁门拒不与俄国分享对日占领的任何实质性权力时，斯大林也只能激烈而徒劳地抗议了。
    杜鲁门放言称：原子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物”。他并没有为使用原子弹而感到内疚。这位总统向记者解释的时候提到“对珍珠港理无可恕的攻击”，他说：“当你和野兽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当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但是，在他临终之时的1972年，杜鲁门看起来在解释为什么下令投掷原子弹这个问题上很烦扰。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8月19日，李海海军上将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美国拥有实力超过任何现有其他两国舰队总和的海军、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地面部队、“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空军”，以及“英国盟友，此外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的秘密。”很明显，美国人在二战结束时手里握着最好的一把牌。当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公开宣布了在这轮牌局中美国的筹码。
    他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而美国的繁荣和萧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贝尔纳斯表述了他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信念，即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建立在排他性经济集团和……经济战争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警告说：“在许多国家……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信条与拒绝这两个原则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贝尔纳斯下结论说：“只要我们把我们国内的事做好，我们就能使得世界上每个地方都皈依我们的信条。” 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300年前在马萨诸塞湾也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但只有到了现在，当温斯洛普所谓的山巅之城工业化、国际化了，而且手握原子弹了，这种意思才能被说得如此清楚。
    但是苏联拒绝改变立场。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秋天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俄国内部，“资本主义包围”威胁的论调甚嚣尘上。令人焦忧的传言不胫而走，说斯大林对抗资本主义包围的办法是用新的五年计划进一步地管制苏联人。即将从陆军部退休的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阻止东西之间的对抗。在一份9月11日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上，史汀生预言“不可能利用我们对原子弹的独占作为直接的手段，（在东欧内部）产生想要的变化”。如果苏美谈判期间，我们“总是把这武器挂在屁股上耀武扬威的话，那么只会使苏联人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和动机。”他再次强烈要求与斯大林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以制定控制原子弹的办法，并签订总体和平协议。 史汀生的建议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几个月前他还希望用原子弹把苏联从东欧弄走。现在他改变观念了。
    杜鲁门再一次对史汀生的建议弃之不顾。一个月后总统发表演说，其中一再吹嘘美国垄断了核武器，然后抨击俄国抓住东欧不放。莫洛托夫迅速回击道，和平并不能靠“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支持者”鼓吹的军备竞赛来获得。他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提到原子弹……的出现”。
    随着一次次的恶语相向和一次次的动作往还，战时联盟进一步解体了。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他加强了对俄罗斯民众的管制以应对斗争的需要。美国人却还没有明白局势到了何种地步。公众和国会的意见跟随着而不是塑造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哈里曼和其他官员早已给这些外交议题定下调子，他们在国会或者选民知道“铁栅栏”之前就已主张实行强硬政策。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对外政策议题上一样，政府行政机构可以为政策制造出一种民意，让老百姓赞成这些政府认为合乎国家利益的政策。 其实苏联人可能的对西欧的入侵并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正如国务院1945年6月告知杜鲁门的，俄国人“不会太担心西欧事态的发展，只要西欧国家没有显露出要联合起来和俄国作对的迹象”。
    1945年11月，一份罗列了斯大林军队的主要问题的美国情报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分析。这份报告逐一列出了苏联的军事弱点和“弥补（这些弱点）所需的时间”，而苏联只有弥补了这些弱点才愿意冒严重武装冲突的风险。
    1．战争造成的人力和工业损失（15年）
    2．缺少技术人员（5—10年）
    3．缺少战略空军（5—10年）
    4．缺少现代海军（需要15-20年时间才能进行包含重大海军行动的战争）
    5．铁路系统、军事运输系统和相关设备条件差（10年）
    6．苏联的石油、铁路线和重要的工业中心很容易受长程导弹攻击
    7．没有原子弹（5—10年，可能更短）
    8．占领国家的反抗（5年或更短）
    9．在远东军队数量的弱点——特别是海军（15—20年）
    这份报告下结论说俄国至少15年内不大可能冒险发动一场大战。因为苏联军队的交通能力有一半还要靠畜力（而且将会持续到1950年），所以15年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估计。
    这样，在冷战开始的时候，杜鲁门的问题当然不是苏联入侵亚洲或欧洲的威胁。他的问题也不是美国的公众舆论。问题在于东欧，在那儿斯大林的军队把整个区域封锁起来了，而这就直接挑战了大西洋宪章原则，挑战了华盛顿日益增长的信念，即美国的体系只有扩展到全球才能运转起来。德国的分裂已成定局，“铁栅栏”后的波兰和东欧也沦陷了。现在，问题变成：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它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遭到种种挫败之后，它将做出何种反应？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当美国人做出反应时，他们将如何运用包括新研制出的原子弹在内的巨大实力？有人回忆起著名的19世纪科幻作者儒勒·凡尔纳的话，“当一些巨大的锅炉发生爆炸并摧毁我们的地区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是（美国人）造了这些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