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思想。涩泽荣一认为，德川时代作为统治思想的朱子儒学存在两个弊病：一是脱离民众日常生活；二是使“仁”与“富”处于分离状态。民间虽可经商致富，但儒学精神未能下达庶民，商业活动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则。此流弊一直延续到当代。当明治日本一旦实现市场化以后，顿时出现上下求富而不择手段、纲纪颓废的局面。他主张将儒学从两方面进行改造：一是向庶民普及，尤其向工商阶层普及；二是将“仁”与“富”相结合，使儒学成为工商时代的社会准则。他认为孔孟学说中将求富贵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而“贱商”是后世儒学家的杜撰与陈腐之论。他觉得只要对孔子的《论语》做现代意义的诠释，就是一部极好的工商伦理教科书。因此，他宣讲《论语》，亲自编写《论语讲义》出版传世。他写到：“把算盘而求富，绝非坏事。问题在于置算盘之基础于仁义之上。余从事实业五十年，丝毫未离却此信念。恰如穆罕默德所言：一手持剑，一手持经文而临世界。及至今日，当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①他说：“《论语》、算盘，初看乃不相合之两物，然探究富的根源，以仁义道德及正义求富，其富必将永续长久。故将《论语》、算盘本来不相合的两物，合为一体使其一致，乃当世要紧之务。”他认为重义轻利，不讲究盘算与利润，自然不会成功；然而只会打算盘，而不顾“信义”，必是短暂的精明，而非恒久的“高明”，这种经营无法赢得市场的信用，最终从竞争中失败。在他看来，所谓“义”就是“重诺”与“守信”。他援引英国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既作经济学名著《富国论》，又作《道德情操论》，故得出信、义、利合一于东洋和西洋皆为相通不易之原理。
与此同时，他还对孔子“天命观”加以改造，转换成“天职观”。他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孔子的一大教训。然生死有命并不是一切听任于既成的事实。相反应充分克尽本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委以天命。是乃终身勤勉，方能得到世人的尊敬。倘若一生徒食无为，骄奢淫侈，则无法得到世人的信赖。如前者克尽全力，仍事与愿违，方可称天命天运。如后者消极无为则非天命也。”他把“天命”直释为生命本质与天赋职守。他说：“所谓生死有命，简单易懂地说，就是尽人事以俟天命。”他呼吁全体国民“恭敬履礼，洗练心念，尊重国家。无论男女均勉力于各自职业”，由此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践“尽君子应尽之天职及不逾分限的圣人训诲”。否则，将成为“天命”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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